我对黄老师的部分观点提出异议。
黄老师这段话明显是没考虑东大的人口结构逆转比日本更快，也没考虑到东大的货币属性不同于日元，更没考虑到东大和日本在贫富差距以及对权力限制在核心层面有差距。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过日德美等先发工业国在不同路径上的尝试，从综合层面来看，东大更接近融合了德国的商品引导货币和日本面对新工业体系崛起增强债务经济模式的结合，但这种模式说到底还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一旦以举债为核心的大基建与房地产落幕，那么强化公平分配原则和通过股权经济重置消费体系与通胀的平衡点就是核心，提出后者的时候是去年二月头，当时A股正是大部分人都极其悲观的时候。
日本无论是70年代还是90年代，在调控贫富差距和货币转向的反应比东大快了不止一点，即便如此随着东大崛起，大量产业被东大逐步取代后日本通过房地产的竭泽而渔仍是带来了漫长的后遗症。
而东大不仅仅在举债巅峰期也没平衡贫富差距和分配原则，在扶持已经逆转的人口这一块更是抠搜，虽然以绝对劳动人口来看，东大未来10-15年仍能维持强大的工业体系，但是随着90后（明确来说是88-00年）同时面对债务经济到头和房地产泡沫出清两大难关，未来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是必然。
因此没看到有力并有持续性的帮助居民修复债务的政策前，东大的萧条期不会结束。
无论是反内卷还是强制社保（社保是好事，但是当前社保的分配逻辑和缴纳逻辑问题极大），说到底都是劫贫济富，如果持续下去必然引起的是滞涨和失业率进一步升高。
虽然东大在zz主权、军事、人口总量、自然资源都非常强大，但是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分配原则、社会福利、人口结构、国企和城投的过度干扰等方面，明显远比日本困难。
饭缸的屁股虽然不正，但但本次结论其实问题不大，当下的东大无法深入改革成功的话，那么大部分人的未来一定比日本的70后要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