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回答谈到了北一辉在1903年左右就已经提出的日本是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无独有偶，在1910年，意大利民族工团主义的先驱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也独立创造出了类似观点。在此我机翻一下《墨家的知识分子们》（Mussolini's Intellectuals）一书的段落：
科拉迪尼预见到，有思想的工团主义者终将不可避免地认识到现代世界的现实。工团主义所呼吁的纪律、牺牲和英雄主义，最终只能走向民族工团主义，并成为革命民族主义的辅助支撑。早在 1909–1911 年，科拉迪尼就预料到这两种革命运动的最终汇合。
基于这些观念，科拉迪尼更进一步。他提出，革命工团主义者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的整体构想，在现代世界中有一个恰当的对应物——并非同一民族内部要素之间的无益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民族”对“富豪寡头国家”的斗争。科拉迪尼认为，那些处于工业发展滞后状态的新兴国家——无产阶级民族——发现自己成了那些已进入先进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富豪寡头国家——的牺牲品。那些工业发展迟缓的国家，发现自己受制于更加先进国家的欺压。
科拉迪尼坚持认为，现代世界的整个贸易和金融基础设施都掌握在富豪寡头国家手中。其结果是，那些在工业发展上起步较晚的无产阶级民族，面临着永远处于劣势的威胁。自其政治活动几乎一开始，科拉迪尼就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民族”和“富豪寡头民族”之间的区别。
科拉迪尼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欠发达国家注定要长期依赖富豪寡头国家。英国将永远掌控海洋和金融市场，而法国则会以其文化和武装力量主宰欧洲大陆。意大利由于缺乏资本和资源，只能依赖富裕国家的宽容而勉强生存，永远沦为“上等国家”的经济与文化殖民地。“富裕国家”将永远统治“无产阶级意大利”。
在科拉迪尼看来，他所预见的国际阶级战争的胜利，需要意大利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做好牺牲的准备，愿意以纪律严明的斗争来对抗压迫者。他主张，意大利人必须准备好具备“士兵—生产者”的品质：既要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承诺而牺牲生命，同时也要愿意长期承担艰苦的劳动，以打造民族复兴所需的物质基础。
到 1910 年，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已经组织起“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协会”（ANI）。这一协会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拯救有赖于迅速实现工业与经济发展——这种发展能够使意大利免于富豪寡头国家的剥削：经济上的盘剥、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以及军事上的从属。一个“振兴”的企业家阶级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
民族主义者的论点是，意大利的工业发展是民族企业中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这一阶级在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年代未能完成其使命。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中产阶级责任感的觉醒，是完成意大利复兴任务的关键。与此相伴，国家需要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政治贵族，认清摆在民族面前的再生任务；同时，也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新时代经济责任的工业中产阶级。
作为前提条件，这些责任要求将所有生产要素整合进一个法理上的民族联合体，在其中工人组织将获得与企业家组织同等的法律承认。劳资争端将通过仲裁解决——而非罢工——以此确认劳资企业之间最终利益的统一。
科拉迪尼所暗示的，正是一种“法团主义”：现代社会的生产要素将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政治上的组织。目标是让意大利重新跻身“列强”之列。这只有通过把国家工人阶级与企业家的力量统一起来，并结合国家的权威，才能实现。
……
到 1913 年时，意大利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套连贯、全面且具有革命性的学说，主张建设一个在国际竞争、霸权性的“富豪寡头列强”主导的世界中，寻求救赎与重生的“无产阶级意大利”。这一学说受到欧洲一些最重要知识分子的影响，其文献中随处可见对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以及路德维希·贡普洛维茨（Ludwig Gumplowicz）思想的引用。在下一个十年结束之前，乔瓦尼·真蒂莱（Giovanni Gentile）——那时已是欧洲最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之一——也成为了这一学说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