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俄国除了当过左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灯塔之外，还曾经当过自由主义的灯塔，可谓是在灯塔国成就上实现了大满贯的神奇国家。比如伏尔泰就曾给沙皇写信称：“今天，启蒙的光辉自北而来。”，伏尔泰还曾称：”迫害哲学的是法国，而支持哲学的却是那些斯基泰人（俄国人）。“
这种情绪尤其可见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在拿破仑远征俄国，莫斯科毁于大火的两年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着五十万联军逼近了法国首都巴黎。然而与前一次不同，亚历山大一世丝毫没有把巴黎变为火海，让法国人以血还血的想法，反而宣布自己将作为“法国人民的朋友”，领军和平开入巴黎城。
不仅如此，亚历山大一世还表示”为了欧洲的幸福，法国必须恢弘而强盛”。为此，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法国贵族的奉承，坚称法国应该采取立宪君主制而非专制君主制，并应该尽可能地继承拿破仑宪法的遗产。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施压下，路易十八被迫批准了一份自由宪法。但亚历山大一世终究还是没能说服路易十八正式接纳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不过要是那样的话，保皇派的肺管子怕是都要气炸了。
不过亚历山大一世的所作所为还是激起了保皇派强烈的不满之情，当时盛传亚历山大一世其实是一个潜伏在沙皇外衣下的纯正共和党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大西洋世界的自由贸易、永久和平与宪政，而到了那时，沙皇本人也将正式宣布退位。
与之对应的则是自由主义者的狂喜，比如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哲学家本杰明·贡斯当感受到的：
本杰明·贡斯当在致拉哈普的信中写道：“当看到一个长期实行绝对权力的帝国的君主公开宣扬这些原则时，人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某种超自然的境地。在目睹他那张威严的面容因谈论奴隶贸易而燃起高尚的愤慨时，我几乎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情感震撼。"
在巴黎大出风头后，亚历山大一世在稍晚些时候前往伦敦。在那里，亚历山大一世公开宣扬支持废除不人道的奴隶贸易，这一举动再度激起了自由主义的热情。废奴主义者William Wilberforce在下议院称“（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是欧洲的恩人，也是人类的恩人”。
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的胜利与对废奴事业的支持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得到了回应。逐渐成为强权的美国与依然深受压迫的小国，在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歌颂上达成了一致。联邦党人Robert Goodloe Harper认为俄国胜利的意义绝不局限于俄国国内，更意味着文明世界的胜利：
哈珀认为，法国入侵俄国是为了追求全球霸权，而俄国则是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其胜利是“为了人类和文明社会的事业”。哈珀坚持认为，如果俄国屈服于法国的入侵，拿破仑将能够巩固其对整个欧洲的控制。一旦欧洲大陆的丰富资源尽归其用，其入侵英伦三岛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沦陷将“决定文明世界的命运”，使大西洋两岸都陷入“专制统治的黑暗寒冷之夜”。
而在新近独立的海地，俄国的崛起被视为实现彻底废除奴隶贸易的良机。海地宪法的设计师Juste Chanlatte写道："谁曾料到，那颗曾照亮旧世界的北方之星，也会对新世界施以仁慈的恩泽？
不过让亚历山大一世名头更显的还属他对欧洲秩序的构想。在他的设想中，欧洲各国将在俄国的协助下，依赖博爱与正义的原则进行治理，通过合作弥合信仰与政治的分歧，在自由贸易之下享受繁荣，在宽容精神下实现永久和平：
为什么？皇帝（亚历山大一世）表示，为什么欧洲诸国的君主和民族之间不能彼此达成一致，相亲相爱，如同兄弟般共存，相互帮助，满足彼此的需求呢？贸易将成为这个伟大社会的普遍福祉，其成员或许宗教信仰各异，但宽容的精神会将所有信仰团结在一起。”
令亚历山大一世的方案更具吸引力的是欧洲旧强权对比下的黯然失色。英国与法国在当时已经不再具备和平守护者的充分信用，前者是因为殖民入侵与对中立船只的攻击，后者则是因为自路易十四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至拿破仑战争时期展露出的独裁统治与野蛮的侵略精神。
这一切都使许多人相信俄国人将成为能够带来真正和平的人类之友。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就对亚历山大一世寄予厚望：
1813年，杰斐逊致信热尔曼·德·斯塔尔时指出，如果亚历山大在击败拿破仑之后，还能成功挫败英国在贸易方面的垄断行径，“这将证明这位不朽的人物，首先以武力阻止了人类毁灭者的扩张，是和平、正义和人类幸福的捍卫者，也是无辜受害国家的保护者。”杰斐逊希望这位“正直的亚历山大，秉持正直与公正的原则，不会支持那些有损海洋自由的和平提议”。
可能略显矛盾的是，令俄国在当时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正是它的野蛮与专制。在当时的欧陆知识分子看来，俄国的野蛮之中恰恰蕴含了一种高贵的美德，一种古希腊作家描述下游牧民所具备的军事美德；而俄国的专制又恰恰意味确保了秩序下自由的可信方案，一种优于软弱无力的人民主权论的开明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