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雌性眼里，只有不被废测困住的男性才算雄性，这是讨论男女问题的基本常识，只有当男性进入了雄性阶段，才有征服雌性的资格。为什么苏芒这类人对郭楠要pua说家务是牢笼，在法国就当贤妻良母？原因很简单，郭楠被默认不算雄性，故苏芒们始终处于未被征服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就要涉及到春风以来中国社会对男性的去雄化pua。
一般来说，雄性也分左右两种。左派雄性有点像雄虎，无法选中无法束缚，不承担任何责任，完事就走，最接近的样本是刻板印象里的尼哥；右派雄性有点像雄狼，承担最终的责任，但是作为回报对一切事务拥有决定权，最接近的样本是牢董。
然而你会发现，这两种雄性都是被春风以来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唾弃的，春风女性既要雄虎位面的个人自由，又要雄狼位面的责任兜底。雄虎和雄狼在这个过程中被抛弃掉的东西，对雄性而言相当于精神层面的魔丸。
那么结果就是，郭楠经过两代人的改造，最终在由精神层面延伸而来的刻板印象层面失去了魔丸，失去了成为雄性的资格。
而冷战胜利国男性，伴随着冷战胜利，不仅守住了右派雄性的解释权，还夺取了红色阵营的左派雄性解释权（中国属于红色阵营的另类，红色中国的雄性构建因为四亿总保守不得不转向右派雄性）。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北美的白人黑人雄性在全世界既有做牢董的权利，又有做尼哥（形容词）的权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冷战胜利国雄性在本国做牢董时，就是文化习俗，在外国做尼哥时，就是开放自由。
还是那句话，双重标准的背后，是唯一标准。这个唯一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外的雄性，尤其是亚洲雄性，都要被去雄化。非拉阿雄性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及语言壁垒，欧美人的去雄攻势在这些地方并不奏效，但是在中国，情况截然相反。
80年代以来对河殇的放任和对英语教育的无意义普及，都是有目的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雄性被去雄化，很多郭楠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作为雄性的认同，乃至把雄性普遍的生理心理特征视作“西方”产物，然后跳到西方人设置好的去雄框架里，骂那些还在抵抗的雄性是“达利特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