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了《周恩来传》，发现一个问题：

哪怕位高权重如周总理，在工作中也很不如意。

陈独秀做负责人时，是典型的妥协派；周总理跟他意见相左，但又无可奈何；

等换了李立三当老大，又变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周总理还是持不同意见，但也只能尽力挽救，军事上出了问题还要被连累，明明做决议的不是他；

然后是王明博古李德当了领导，三人又是不知兵的，但自己这个受过黄埔军校和莫斯科正规军事培训的专业人才意见，他们又不听；

看似一直都是二把手，外人总说他长袖善舞，如鱼得水，但事实上，用共产国际调停国共矛盾时说的话就是：

相忍为国罢了。

*他身体上和家庭上遭的罪我就不提了。

⭐️我看完了《毛泽东传》，发现一个问题：

哪怕能力强如教员，在工作中也有坐不完的冷板凳。

跟共产国际理念不合，被强行拿掉军事指挥权；

尽管三次反围剿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新领导上来就是推翻之前的一切，要结硬寨，打呆仗，跟老蒋硬碰硬；

好不容易在后方跑通了钨砂矿的销路，结果又被领导摘走了“长熟”的桃子；

经过4年的漫长等待，重回核心领导层，接手的却又是一个烂摊子。

上任第一把火，就被集体投了反对票。

*二渡赤水后，因为主攻方向教员的决策，被林彪聂荣臻等否了。

等到确立了绝对的指挥权，碰到的抗日盟友又是个极不靠谱的。

总之教员的“创业之路”，就像他在《矛盾论》里写的：

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

⭐️我看完了《埃隆·马斯克传》，发现一个问题：

尽管从毕业就开始创业，直接当上了老板。

埃隆·马斯克似乎一直也很痛苦。他第一次创业的项目Zip2很快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融资，但资方跟他的理念有冲突，甚至还尝试架空他；

马斯克缺少共情能力，不擅长跟团队相处，哪怕是他的亲弟弟，他们也经常有分歧，有时候直接在办公室扭打。

马斯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因为新婚度蜜月休假，被他的合伙人们联手解除了他CEO的职务；

马斯克在做SpaceX和特斯拉的时候，多次面临破产危机，尽管最后都挺过来了，但过程极其痛苦，马斯克一直在看心理医生。

⭐️我看完了俞敏洪的自述体传记和新东方的这些年大件事，发现一个问题：

老俞这个老板当的可谓是如履薄冰。

03年非典，现金链断裂，遇到家长集中退费，差点倒闭；

20年又疫情，21年疫情中遇到了双减政策，被迫转型三农直播做东方甄选。

苦熬一年没有任何进展，直到董宇辉一夜爆红，东方甄选才算活了过来···

但好日子不长，又遭遇小作文危机，最后董宇辉单飞创造自己的IP与辉同行···

看过《中国合伙人》的应该清楚，俞敏洪跟他的两位合伙人也因为理念问题，闹得不欢而散，甚至一度被逼得离开管理层。

⭕️

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如果老板或者“领袖”的工作都看起来那么痛苦的话。

世界上真的有好工作吗？

我有个朋友，利兹毕业之后进了外企爱立信中国，朝九晚五，疫情期间甚至试点了上4休3，各种福利拉满，结果爱立信经营不善，整个项目组干掉裁员了。上班的时候几乎对所有事满意，除了他的领导。最后裁员还捅了他一刀，本来有机会签欧洲一家公司，面试流程都走完了，结果背调黑了他···

拿了大礼包之后现在去了某第二梯队的互联网大厂，加班加到头秃。他也经常说这B班不上也罢；

可他的薪资换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至少不是个“烂工作”；

⭐️说说我自己吧，从小喜欢看书写东西，现在开了个小公司，给客户做方案，理论上已经算是跟自己兴趣爱好很搭的工作了，我自己还是老板。

收入从7月份开始还行，亏损6个月之后开始单月盈利了。比我之前打工好点了。

但遇到客户外行指手画脚想改这改那的时候，也想喊一句：老子不伺候了。

但为了钱还是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改。

以前上班最多996，现在好了，自己创业007。

有客户的时候觉得客户SB，没客户的时候焦虑下个月的收入咋办···

⭕️所以，我这算是好工作还是烂工作？

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

损失厌恶，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是指：

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远大于对获得的敏感度。在工作中，一次批评带来的痛苦感，可能需要五次表扬才能抵消。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中，依然存在挫折和负面情绪（如截止日期压力、人际摩擦），这些“损失”会被大脑放大，从而产生不成比例的痛苦。

也就是说，人们在工作上感到快乐很难，但感到痛苦却非常容易。

让一个人快乐的工作可能需要同时满足：

高薪、有意义、轻松、良好的人际关系、低风险、有归属感、能帮你成长···

可能满足所有的条件你才会感到快乐，但让你痛苦，只需要一个因素不满足就足够了。

而且上面所说的几个条件，还存在一些不可能三角：

一个工作不可能在高薪的同时，还轻松/低风险。

*回头看看前面那几个大人物的传记，也再次验证了这句话。

⭐️

讲了这么多故事，我有一个关于工作的观点想跟大家分享：

工作就是工作，没有烂工作也没有好工作。

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

工作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赚钱。

解决的问题越难，薪资越高；

薪资越高，解决的问题越难，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就更大。

能力越大，问题越大。

一个风投的创始人说：

老板是在用不确定性换取高收益，员工是用稳定性换取低收益。

谁的幸福感更高，不取决于外人怎么评价，而取决于当事人怎么看。

所以，当你在工作中感到痛苦时，请读读这句话：

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即疾病，你所有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
你的价值观变了，痛苦就不存在了。

工作不负责让你开心。

工作之外的生活，才是你开心的来源。

⭐️斯坦福大学职业规划课上有一个理论叫做：

当一个问题，像地球的重力一样无法被解决时，它就不是问题。

没有答案的问题不是问题。

它是环境本身，我们需要适应它。

工作中的某个负面情绪是有解决方案的。

但工作中的“痛苦”是无解的。

众生皆苦，人人平等，就看你怎么看待它。

除非你命很好，生长在一个锦衣玉食的家庭，可以一直不工作。

减少工作带来的痛苦。【实际上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否则不工作永远都只是短暂逃离痛苦的解决方案。

因为你要生存，要赚钱。

当你在一份工作中，感到极度痛苦，即将崩溃，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疾病信号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改变自己的认知。

强烈建议读读毛选中的《矛盾论》，多读几遍，读完人会通透很多。

因为《矛盾论》就是教员解决问题/痛苦的思路。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可能比教员更难了。

分享几个实际缓解了我工作中痛苦的段落：

①

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

②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③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④

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

这几段都是在说，问题是相对存在的，不要去对抗它。

去接受它，解决能解决的部分。

你的工资，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包括人际关系问题。

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在《矛盾论》中。

以上~

我之前写的一个回答，就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无论是烂工作，还是失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痛苦，没啥区别。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要承受工作带来的慢性折磨和苦痛。

不同人之间的区别就是，疼痛折磨的类型程度和频率不同罢了，但只要你去上班，就要去承受这种痛苦。

但是，你不上班，又会承受，不工作，就没有钱，没钱就会饿死带来的恐惧，这种害怕饿死的恐惧会驱使着你，离职一段时间后，又会马上去找工作。

为什么，一份工作，在做的时候，觉得十分痛苦，哪里都看着不顺眼，全部都是缺点，但是真的辞职离开一段时间后，又会觉得这份工作还行？

本质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并且工作后，已经很难再有基本面方面质的提升了。

因此，即使离职了，再去找新的工作，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也都还是跟上一份差不多的水平。

套用我经常说的就业市场菜市场理论就是，这个菜，就值这个价，换不同的客人来，也都是只能开这个价。

不会真的有哪个冤大头每天都来以市场价的几倍来买你的菜。

于是，你即使找到了新工作，也还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折磨你的形式变了一下而已。

你会发现，你可以通过跳槽，来换一种新的方式被折磨，但你无法通过跳槽来彻底逃离折磨，甚至连折磨的总量都无法改变。

因为，你的基本面没有变，你对应的工作给你带来的折磨程度，就还会是这个水平。

因此，别问烂工作和失业哪个更痛苦，都是一样痛苦，本质还是因为，你只能找到烂工作，如果你具备摆脱烂工作的实力，你根本就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这句话很直白，很尖酸刻薄，但又很真实，认清现实，接受现实，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分享一下抢先服日韩年轻人对这个问题用脚投票的选择：飞特族（社会现象）（Freeter）

1. 概述

2. 成因

2.1. 青年失业

2.2. 个体经营增加

2.3. 经济环境变化

2.4. 单人兴趣增多

2.5. 日本国内对飞特族出现的社会分析

3. 社会认知

4. 优缺点

4.1. 优点

4.2. 缺点

4.3. 总评

5. 现实中的飞特族生活

5.1. 日本

5.2. 韩国

6. 相关角色

7. 相关文档

1. 概述

“フリーター（Freeter）”，源自日本的社会术语，指以短期或中长期兼职维持生计的人。是“自由（free）”与“劳动者（arbeiter）”的合成词（Freeter）。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不选择正式就业、转而以兼职维持生计的青年群体出现，该词汇应运而生，并于1987年首次被正式命名为“飞特族”。# 与将兼职作为学业或创业准备期间临时赚钱手段的普通小时工不同，飞特族的特点是将兼职作为接近职业的方式，长期（数年）从事兼职工作。

2. 成因

终身兼职族的出现[1]

2.1. 青年失业[编辑]

详细内容图标 具体内容请参考“青年失业”文档。

“哪怕每月只赚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也好啊”……2030年会发生什么？

根本原因是青年失业。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作，兼职作为替代选项中可及性最高、风险最低的选择[2][3]，成为了他们的替代方案。

2.2. 个体经营增加[编辑]

退休后的中年人大多处于难以再就业的年龄段，因此常常用退休金创办炸鸡店、便利店、网吧等。这类个体经营的特性决定了，相比需要定时上下班的正式员工，能够灵活工作的兼职者效率更高。也就是说，个体经营越多，飞特族的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

尤其是便利店的增加，为飞特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便利店全年无休、24小时运营，与仅在白天营业的其他行业相比，工作时间极具灵活性，便于个人根据自身需求安排工作时长。此外，便利店工作强度较低，薪资虽不高，但总部直营店会保障最低工资，且招聘渠道多，反而具备一定稳定性。同时，兼职通常为每周特定日期工作4小时，也便于同时兼顾其他兼职。

2.3. 经济环境变化[编辑]

在探讨“尼特族”与飞特族的NHK节目中，曾用一句话总结两者及“宅家废人”出现的原因：“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即便如此也能活下去’的环境”。在有地方可住（如父母家）、即便打零工也不至于挨饿的环境下，飞特族应运而生。

从这一现象始于日本这样的全球性发达国家便可看出，无需具备专业技能、大致做些工作就能糊口的“适合飞特族生存”的环境，只有在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发达国家才能形成。换句话说，在韩国还是最贫困国家的时期，飞特族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努力工作就无法维持生计，甚至可能饿死。那个时代的人们并非有什么非凡的意志，只是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在享受发达国家富足生活的21世纪韩国，美食与娱乐远比过去丰富，且得益于最低工资制度，即便做兼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为人的基本生活。这使得追求“适度工作、适度休闲”的飞特族生活成为可能。

过去的农耕社会中，孩子稍大些就能参与农活成为劳动力，因此大家庭十分普遍。但随着工业化推进、经济飞速发展，需要专业知识和高学历的岗位大幅增加。要将孩子培养成适应这种社会的成员，漫长的教育周期和高额的教育费用成为必然。仅生下孩子已无法再为家庭生计做贡献，自然而然地，大多数家庭不得不减少生育数量，导致如今连有三个孩子的家庭都难以见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孩子数量减少（通常只有两三个），即便有些孩子赚钱能力不强，家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供养他们。

随着大家庭衰落、核心家庭普及，青年的居住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即便成年也不独立、继续与父母同住的青年群体。居住问题是经济基础薄弱的青年最主要的烦恼之一：仅靠非正式的兼职收入来承担房租和生活费极不稳定，因此独立生活的青年通常会希望找到正式工作，结束兼职生活。但如果能依靠父母家生活，就无需担心这一问题，甚至未来父母去世后还能继承房产。居住问题的解决，降低了稳定赚取生活费的必要性，即便频繁更换兼职，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也就是说，若没有独立于父母的意愿、对结婚也没有强烈渴望，选择责任和负担较轻的兼职维持生计，对个人而言可能是合适的选择。

2.4. 单人兴趣增多[编辑]

农耕社会时期，可独自进行的兴趣活动较少，待在房间里就像过监狱的独居生活，因此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排解无聊——多人参与的民俗游戏得以发展，也与此不无关系。但随着计算机发展和互联网出现，人们进入了即便在小房间里也能获得近乎无限乐趣的时代：通过电影、电脑游戏、YouTube等，独自也能愉快地消磨时间；网购让购物变得轻而易举；网络社区则能满足人作为社会动物的需求。

此外，这类兴趣的金钱成本远低于其他兴趣。考虑到如今大多数家庭都配备了电脑，这些兴趣不仅可及性高，除电费和网费外，几乎没有直接的金钱支出。即便是会催生“氪金玩家”的抽卡游戏，也很少出现“不氪金就几乎无法推进游戏”的情况，且仍有大量游戏本身对氪金的需求较低。因此，若将“安静地独自使用电脑”视为生活的乐趣，那么即便只偶尔工作，也能一边赚钱一边享受生活，毫无问题。

此外，互联网也让人们更容易独自解决人类原始欲望之一——性欲。在性产业合法且活跃的日本，甚至有分析将单身族增加归咎于色情内容。过去，若排除存在伦理争议的性交易，满足性欲的唯一选择实际上只有结婚；而由于女性通常会回避飞特族，若想结婚，就必须先找到稳定工作。但如今，只需在房间里浏览互联网上泛滥的色情内容，就能立即缓解性欲，因此不再有单纯因性欲而执着于结婚的理由。这使得飞特族能够放下对异性的执念，在金钱方面相对超脱。

工业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扩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耕社会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互助，即便在如今的农村，人们对邻居的琐事也仍十分关心（甚至能清楚邻居家有几把勺子）。但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发展到连对门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程度。若处于集体主义环境中，可能会被催促“你为什么不结婚？赶紧找工作！”，但在“对邻居漠不关心、有没有朋友都无所谓”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自主决定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因此，不符合普遍标准的人必然会增多。在这种氛围下，即便部分飞特族有能力进入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会选择放弃，主动走上兼职族的道路。

2.5. 日本国内对飞特族出现的社会分析[编辑]

对于飞特族而言，另一个优势是：无需像正式员工那样经历复杂的雇佣流程，若不满意可以轻松换工作。由于经济不景气，大企业也在推进业务外包，因此常将飞特族作为易于雇佣的外部人力，对飞特族的需求本身不会消失。当然，供给量会超过需求量，随着飞特族数量增加，部分人会对生计感到不安，希望转向正式岗位，但由于雇主对雇佣正式员工态度消极，飞特族的数量并未减少。

甚至出现过因各种原因离职的正式员工，以飞特族身份重新入职原公司的情况；事实上，从“就业冰河期”开始，即便渴望成为正式员工，也很难获得真正的正式岗位。高学历者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由于培养新员工需要成本和时间，大企业等也不愿招聘应届毕业生，这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大企业（或韩国、南美部分国家因社会眼光）虽会表面上发布招聘启事，但实际上可能只挂出启事却不招人，甚至会用“无合适候选人时可不予录用”的表述隐晦暗示。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被称为“宽松世代”[4]的群体因缺乏责任感和意志力，逃避需要承担辛苦与责任的正式工作；而发表过反韩言论的作家山野沙林则称，年轻人成为飞特族的原因是“为了支付老年人的福利费用，年轻人做出了牺牲”。

上述两种观点中，前者是自“宽松世代”之上的世代就一直存在的说法，多为老年人的老生常谈，可忽略不计；但后者尽管由反韩作家提出，却不能完全视为无稽之谈——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体系确实存在畸形，且随着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福利费用不断增加也是事实。此外，自民党政权在安倍晋三的高汇率政策之前，长期推行低汇率、低物价政策，以及偏向老年人福利的政策和无实用价值的地方开发，以此拉拢拥有房产的群体、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等支持层，即便如今也通过畸形的老年人福利维持支持层。而由此产生的税收负担，则由青中年世代承担[5]——同时也需考虑，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化导致他们的生活比以往更加艰难。

3. 社会认知[编辑]

在日本，飞特族这一群体最初出现时，有不少长辈以负面眼光看待他们，认为其是“没有正式工作、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得过且过的放纵青年”，觉得他们“赖在父母辛苦购置的房子里，靠轻松赚来的钱享受奢侈的兴趣活动”，对此颇有微词。

韩国国语词典《我们的语言》已正式收录“飞特族”一词，将其定义为“‘只工作到赚到必要的钱为止，随时可以辞职离开’的人”。这也正是该词中“自由（프리）”的含义所在。也就是说，飞特族是“自由地只做必要的工作、随时可以抽身离开”的人，因此那些因无法成为正式员工而被迫从事高强度非正式工作的人，不能算作飞特族——他们更接近普通兼职者。以成为正式员工为目标、努力工作的非正式员工毫无可批判之处，但飞特族之所以引发批判舆论，正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只获取必要利益便离开”，缺乏培养职业专业性（匠人精神）和为社会做贡献的意识。

尤其是当时“男性应努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承担家庭责任、赚钱维持稳定家庭”的“理所当然”的固有观念受到冲击，甚至引发了对“社会解体”的担忧。在韩国，对“只和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毕业生交往”的现实版《天空之城》交友软件等感到不满的青年，滋生出“与其成为支撑他们的底层，一辈子做他们的附庸、像奴隶一样生活，不如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悲观主义和反生育主义，回避结婚与生育，成为社会问题。从国家（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看，飞特族的出现可能被视为一种反抗、革命或叛乱——因为肮脏、辛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做，且通常由底层承担，而当底层成为飞特族逃离这些工作时，就只能依靠外籍劳工来填补需求。

当时也有正面看待飞特族出现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西方年轻人中常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主选择的人生道路，呼吁人们不要用僵化的标准随意批判，将其斥为“奢侈”。这类群体通过兼职稳定赚钱一段时间后，会将钱投入休闲或文化生活，或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享受人生，之后再继续工作，循环往复。

如今，飞特族这种生活方式出现已多年，当年的青年如今已步入中老年，因此对飞特族的负面舆论有所淡化。这就像视频游戏刚出现时，被批判为“小孩子的玩物”，但随着当年的孩子长大，游戏也随之发展，如今甚至出现了“对孩子来说过于复杂难懂”的游戏，对视频游戏的负面认知大幅减弱。社会正逐渐朝着尊重个人选择的方向发展，飞特族如今也因逐渐普及，被视为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

21世纪末出现了“自由工作者（프리커，Free+Worker）”一词，指“工作1-2年赚钱，再投入1-2年享受休闲生活”的人。他们看似与飞特族相似，但更倾向于像普通职场人一样为未来做准备。

归根结底，无论是“飞特族”还是“自由工作者”，都是追求“自由享受生活”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成为正式员工，努力工作几年攒下一笔钱后，进行长期海外背包旅行或环球旅行，尽情释放自我；也可能选择同时做几份简单的兼职，追求平淡的生活——但核心一致：金钱是“手段”，而非“目的”。

事实上，这一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老一代的生活为反面教材。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有不少长辈将金钱本身视为目的，以攒钱为乐，看着堆积的财富就心满意足，却至死都未曾享用。2021年韩国曾发生一起案件：试图提取一位去世70岁老奶奶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0万元）存款的团伙被警方抓获，调查发现，这位老奶奶既无股票、房产等资产，也无其他投资，仅以现金形式持有超过10亿韩元，却至死都未动用这笔巨款。# 即便留下10亿韩元，本可以尽情花掉2亿韩元，她却分文未动就离开了人世。[6] 目睹老一代将金钱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目的倒置”现象，青年们开始质疑：“难道一辈子像牛一样工作赚钱，却连怎么花钱都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是对的吗？”他们决心不这样生活，将“享受生活”作为首要目标，只赚取必要的金钱。因此，不仅是飞特族，即便成为正式员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房子住，却买昂贵的进口车”，将重心放在“享受当下”。

当然，老一代会批评这样的年轻人“没出息”，斥责道“年轻时就该为未来省钱，拼命赚钱，哪能这么奢侈？”，但青年们看得清清楚楚：这些老一代虽然执着于攒钱，确实攒下了不少财富，却未能过上与财富匹配的富足生活，直至生命终结都未曾享受。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为未来攒钱，那个‘未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一辈子只懂省钱，可能只会辛苦一生，草草结束人生”，因此开始重视“当下”。

过去，日本也有不少以日工为生的人，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或个体经营领域，当时餐馆、商店等雇佣兼职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自朝鲜战争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与劳工达成妥协，即便是中小企业，“终身雇佣制”也成为惯例。因此，对已获得稳定工作的人来说，终身效力于一家公司是理所当然的，飞特族则被视为少数群体。但部分无法适应职场的青年开始仅靠兼职维持生计，此后，长期（数年或中长期）从事临时兼职、以兼职为生的群体逐渐出现，并于1987年被正式命名为“飞特族”。[7]

最初，大多是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兼职生活的人；但后来，逐渐出现了拒绝正式入职、坚持以兼职为生的人——“飞特族”成为涵盖这两类人的统称。需注意的是，其与“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撰稿的自由写手（프리 라이터）”含义完全不同。

有人误以为“飞特族是因为兼职薪资高，故意不找正式工作，转而靠兼职为生”，这种理解恰恰相反。准确地说，他们并非“不找工作”，而是“找不到工作”。随着就业难加剧，找工作越来越难，靠兼职维持生计的人（即飞特族）也随之增多。

随着飞特族数量增加，曾是飞特族发展障碍之一的“年龄限制”也大幅放宽。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兼职是年轻人的事”，若有人仅靠兼职生活，常会被质疑“你要这样打一辈子工吗？”；但随着专业兼职族增多，他们凭借“有责任感”形成了竞争力。在美国，曾有一位89岁的披萨配送员成为热门人物——按韩国年龄计算已是90岁的他，毫无羞愧或退缩，性格开朗亲切，打招呼时语气轻快，敲门时还有独特的节奏，居民们将其发布到社交平台后引发热议。# 过去日本和韩国的便利店多只雇佣30岁以下的人，但近年来年龄限制放宽，雇佣中老年人的门店逐渐增多。据便利店店主反映，年轻人多是临时来打工，还会顺手拿走香烟、糖果等小物件；而中老年人相对有责任感，基本不会随意触碰便利店商品。韩国曾有因“打7份工的兼职大叔”而闻名的李宗龙，但没有90岁仍在工作的兼职者，而美国的“兼职爷爷”却走红了——可见年龄大了，兼职经历也能被认可，凭借丰富的经验，更容易重新找到其他兼职工作。

4. 优缺点[编辑]

4.1. 优点[编辑]

最大的优点是无需受工作时间和各类规定束缚，生活自由。飞特族可以在想工作的时候工作，想换兼职的时候就换，没有“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或待好几年”的打算，因此无需像职场人那样刻意讨好上级或曲意逢迎。此外，如今的最低工资虽上涨速度缓慢，但确实比过去高，且福利也有增加的趋势；韩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多年，未来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因此即便做飞特族，也能维持生计——只要放弃结婚，独自生活完全没问题。

此外，若没有特殊技能或资质，很多人会被迫进入常被调侃为“좆소（垃圾公司）”的中小企业，但这些公司环境恶劣，很容易损害健康，因此相比之下，做飞特族可能更好。占据韩国企业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中，不少存在加班、轮班频繁，却在“综合薪资制”下不支付额外津贴，即便晋升，薪资也不会随责任和工作量的增加而大幅提高，且随时可能被解雇的问题——与其在这样的公司承受巨大压力，不如选择工作相对轻松、加班和轮班津贴全额发放的兼职维持生活。此外，飞特族无需做过度消耗身体的工作，能将自身健康置于优先地位，更好地照顾自己（尽管一旦生病，所有费用都需自行承担）。

4.2. 缺点[编辑]

最直观的问题是“生活不稳定，没有未来”。飞特族的生活方式与“YOLO（你只活一次）”理念高度相关——为了当下或短期的自由，放弃未来与长远规划，因此生活必然会陷入不稳定。年轻时身体健康，或许能做飞特族，四处漂泊，自由生活，但青春不会永驻；且人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追求稳定，而飞特族的生活本质上无法稳定，因此年龄越大，飞特族的生活就越艰难。此外，不稳定的生活会加速健康损耗，最坏的情况是，当老年、疾病等人生重大危机来临时，因没有应对资产，生活会彻底崩溃，陷入悲惨境地。要知道，即便是稳定的职场人，也会通过购买各类保险做好万全准备，而飞特族的生活就像走钢丝，随时可能一败涂地。尤其若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严重慢性病，除非能证明病情由工作引发，否则辞职就等同于自寻死路。[8]

且不说因急需人手而不得不雇佣飞特族的行业和企业，对于中型以上规模的普通公司而言，必然不愿雇佣飞特族。对公司来说，员工福利固然重要，但企业的存续和盈利更为关键，因此希望员工能有责任感、认真工作，持续创造利润。即便能力不足，只要有责任感、努力工作，多少能做出成绩，因此中小企业也愿意雇佣；但飞特族因生活特点，大多对工作缺乏责任感，这与公司追求的目标完全相悖，贸然雇佣会面临极大风险。因此，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即便能力不足，但对公司忠诚、对工作负责的踏实人才”，而非“能力强但责任感弱、只在想工作时才出现的飞特族”。[9]

当然，自IMF金融危机后，就业市场不稳定，即便职场人也面临年轻时被“名誉退休”的风险，这一缺点也导致人们对公务员的偏好加剧；但与“至少能拿到退休金、留下行业人脉和职场经验”的名誉退休者不同，飞特族什么都留不下。除非能像2008年《时事杂志2580》中报道的“兼职族传奇”李宗龙那样，10年间赚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为养老做准备并储蓄[10]，否则大多数飞特族因不做未来规划，必然会陷入困境。李宗龙的情况较为特殊——他并非为了轻松才成为兼职族，而是原本事业有成的老板，因IMF危机公司破产，背负巨额债务，为还债打了7份工，甚至减少睡眠时间、拼命工作赚钱。相反，大多数飞特族是“像‘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样，因不愿做辛苦工作而逃避现实，选择成为飞特族”，因此不会如此认真地为未来做准备。

对只需养活自己的单身族来说，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成为流浪汉或自杀，仅自己承受后果；但若是承担家庭责任的一家之主，就会让配偶和孩子的生活一同陷入地狱——自己可能会变成小时候曾厌恶的“不工作、只喝酒、生气就对家人发泄”的父亲。

此外，兼职多为短期、短时工作，因此无法像普通职场人那样赚钱。若不依赖任何支援、完全自给自足，就必须同时打多份工，导致没有固定工作地点，四处奔波，消耗大量体力和时间。

飞特族就像一把双刃剑——“自由（프리）”所蕴含的“不被束缚、可随时辞职”是其优点，但这一优点在需要承担固定支出（如房租、生活费）的婚姻生活中，会成为致命缺点。单身族可以将结婚视为“压迫的开始”而回避，追求自由，根据情况缩减饮食、兴趣等支出，灵活维持生活，因此做飞特族没问题；但若是希望稳定维持有固定支出（房租、子女抚养费、保险费等）的婚姻生活，“受束缚的职业”比“自由的职业”更合适。[11] 除非能继承父母的房子和财产，否则若真的过着“当天赚钱当天花”的生活，随时可能陷入危机。

尤其在国家遭遇灾害时，飞特族必然会直接受损——他们仅靠赚取最低生活费维持生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会因灾害直接受损，而仅存的基础设施又多被用于灾后重建，必然会出现短缺。因此，飞特族在灾害中会面临基础设施使用受阻的问题，且因很少有备用资金，会直接陷入生存危机。事实上，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日韩两国以飞特族为生的青年因失去工作，迅速沦为“蛰居型孤独者”甚至流浪汉。显然，成为流浪汉后，感染新冠的风险会处于最高等级。

事实上，有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主要发达国家的家庭储蓄率大幅上升——人们因就业、收入、政策的不确定性，选择将钱存入“粮仓”。#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主动增加储蓄；而飞特族普遍抱着“只活今天”“先撑过这周/这个月/今年”的心态，其生存空间必然会进一步萎缩。即便像马戏团魔术师那样狂欢，也改变不了“我们没有明天”的现实——全球经济形势本就不容乐观，正如俗语“粮仓足则人心安”，经济稳定时或许还能有一丝余地，但经济不稳定时，飞特族必然首当其冲。对“不怎么存钱、只盼发薪日，将发薪日视为希望和寄托”的飞特族来说，不稳定的工作可能是致命的。尤其在现代社会，花钱的地方多、诱惑多，即便稳定的公务员，也有人因沉迷赌博，导致账户仅剩几百元或几十万元，只能勉强靠发薪日“拆东墙补西墙”。#

俗语“无消息就是好消息”对飞特族来说更为贴切。与享受工伤保险等保障的正式员工不同[12]，日工若受伤，大多需自行承担医疗费——这对“以身体为资本”的飞特族来说，可能更为致命。尽管兼职通常不会安排过重或危险的工作，但若是在工作中因自身失误摔倒、扭伤，导致腰、肩、膝盖、脚踝等部位受伤而无法工作，对“当天赚钱当天花”的日工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受伤风险会更高，因此“平安无事地度过一天”可能成为飞特族每天的目标。

飞特族的竞争力和底气——可称为“保险”的“健康”一旦失效，靠体力支撑的日工工作也会随之停滞。因此，若有空闲时间，与其无聊地玩乐，不如利用兴趣学习专业技能、考取资格证，为未来做准备——这就像“没有牙齿就用牙龈扛”，培养应对危机的能力。尽管飞特族赚钱不多，但只要信用卡不逾期、一直保持优质客户记录，危急时刻或许能通过贷款等获得支援；但若是逾期成为失信人员，就有陷入高利贷的风险，甚至可能彻底断送人生。至少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不被冻结信用卡，信用就能成为“保险”，在危急时刻提供帮助。尤其可能因驾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需赔偿，或因违反法规需缴纳罚款——罚款原则上需一次性缴清，分期缴纳需严格审批，此时可用信用卡额度覆盖，撑到发薪日。总之，飞特族往往不擅长为未来或危机做准备，一旦卷入麻烦事就会陷入困境，因此必须像“无消息就是好消息”那样，“每天平安度过”。

与“完全断绝与社会接触、与世隔绝的蛰居型孤独者”不同，飞特族是“将与社会的接触限制在最低限度并维持”，因此无法完全无视社会的标准。即便飞特族增多、兼职的年龄限制放宽，也不能忽视“年龄越大，竞争力越弱”的事实——这就像在格斗中，仅靠天生体能活跃的选手，年龄增长后会迅速衰落。年轻时，年龄是竞争力，能找到的兼职岗位很多；但当唯一的优势变成劣势时，就业大门会迅速关闭。因此，若不在空闲时间考取资格证、为未来做至少最低限度的准备，就可能陷入困境——也就是说，必须培养其他竞争力（“杀手锏”），才能在年老后仍有立足之地。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飞特族，也适用于职场人——事实上，职场人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资质相近，因此专家也建议“培养自己的杀手锏”。对“以青春为杀手锏”的飞特族来说，年轻时若有时间，最好学习驾驶等技能[13]，即便不行，考取计算机资格证也好，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但若是连这都觉得麻烦，一辈子只做网吧收银、便利店兼职等飞特族工作，年老后必然会陷入困境。总之，要以飞特族身份生存，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悠闲玩乐，而应在有时间时积累技能，甚至具备转型为摄影师等自由职业者的能力。即便出身工科，只要考取（工业）技师等资格证，年老后也能在需要该资格证的单位赚钱——即便因年龄限制难以进入企业，至少能进入中小企业从事技术岗位。

就像“兼职出租车司机兼自由摄影师（第24例确诊者）在一山民俗庆典拍摄”的案例那样，有些人即便有主业，也会兼职做自由职业者或打零工。新冠疫情期间，有位出租车司机平日开出租，周末做自由摄影师，是一名“双职族”。这类人不在少数，因为若仅靠开出租，一旦因健康恶化或疫情等问题无法继续工作，就只能在家待业；因此他们周末做摄影师，既能增加收入，也能维持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日专注于维持生计的主业，下班后或周末则利用空闲时间做兼职赚零花钱、自我提升或发展兴趣——飞特族的竞争对手不仅是其他飞特族，还包括这类人，因此若一味玩乐，竞争力必然会下降。社会自然更倾向于“有主业、有责任感、具备基本踏实品质”的人，而非纯粹的飞特族。

就像在棒球中，会投多种变化球的投手，即便因年龄增长导致直球威力下降，仍能用变化球支撑；飞特族的优势是“时间充裕”，因此不应将时间都花在玩乐上，而应培养自己的“杀手锏”，才能在年老后弥补劣势。“没有牙齿就用牙龈扛”，若连牙龈都脆弱，又该如何？当然，也有人年老后才学习技能，但需谨记：年老后再学，不仅可能因“学得太晚”而心态卑微，也会更费力。[14] 至少要保持健康，才能从事体力型日工工作。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民需像“工蚁”一样努力工作、创造产出，国家才能发展；而拒绝做“工蚁”、像“乞丐”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飞特族增多，绝非好事。《我们的语言》收录了“乞丐族”这一新词，将其定义为“不规划未来，只专注于享受当下的人”，甚至出现了意为“只活今天”的“오사위키（今朝有酒今朝醉）”一词。此外，飞特族的特点是多为单身或自由恋爱，即国家需要通过“结婚生子、培养新‘工蚁’”来维持稳定，但飞特族对生子毫无兴趣，只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有恋人就交往，腻了就分手，工作敷衍了事，将时间花在旅行或兴趣上——“为国家奉献自我”的意识薄弱，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因此在政府看来，自由散漫的飞特族增多必然是负面现象。此外，他们不存钱、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年老后社会福利支出会急剧增加，即便北欧那样的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在采取措施：提高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就业率，向这类职场人倾斜福利，同时减少对飞特族式生活者的福利。

飞特族生活不仅会导致个人“失去自我提升机会、就业无保障、薪资低”，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非熟练临时雇佣者（即飞特族）比例上升”也绝非好事。飞特族构成潜在失业群体和剩余劳动力，会扰乱劳动力市场；且飞特族越多，企业长期培养的高级人才供给就会越少——即便飞特族薪资优厚，这一问题也依然存在。总之，若大多数年轻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被困在“仅靠简单劳动维持生计”的生活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必然会陷入困境。这是理所当然的：需要高级技能的职业，尽管入门门槛明显高于简单劳动，却未被淘汰，说明这类职业有社会需求——国家之所以免费或低价为求职者提供职业培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归根结底，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除部分只关注短期人力成本节约的高层外，国家、大多数普通企业及国民均受损”的结构。

事实上，“飞特族”是对“无固定职业、靠兼职为生”的概括性称呼，范围广泛，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继承数十亿资产、无需工作的“金汤匙飞特族”，家庭在首尔拥有价值10亿韩元以上公寓、即便暂时失业也能维持生活的“银汤匙飞特族”，工作到30多岁至40多岁因被解雇而难以再就业、靠兼职度日的飞特族[15]，以及“当天赚钱当天花”的“泥土汤匙飞特族”，其处境截然不同。

4.3. 总评[编辑]

飞特族的优缺点十分明确，个人需慎重思考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再决定是否选择飞特族生活。

还需思考：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似乎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现实并非如此。正如萨特所说“人被宣判为自由”，在受控制的生活中，人们会渴望自由；但当真正拥有自由时，大多数人却不知道该主动做什么。若获得自由后，不主动寻找真正想要的东西、不规划时间，而是一味懒散度日，就不能说其真正渴望自由。这类人若选择飞特族生活，后果可想而知。有规律、受控制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真正的自由。随着社会变化，将飞特族生活视为“不可取”可能已过时，但若是打算做飞特族，需先思考：自己是否真的是追求自由的人？

5. 现实中的飞特族生活[编辑]

5.1. 日本[编辑]

作为飞特族的起源地，日本早有飞特族问题，且随着社会快速少子化、老龄化及企业与专业人才快速外流，该问题愈发突出。安倍晋三虽提出“安倍经济学”试图解决，但在未改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不过，从2017年日本推进移民放宽、公然宣传“日本最低工资高”的做法来看，其在飞特族问题上似乎已近乎放弃。(...) 事实上，如今在便利店、餐馆等场所，几乎每家门店都有至少一名外籍员工。

这并非放弃解决飞特族问题，反而与飞特族问题的解决相关——日本在谈论飞特族之前，首先面临的是“无人可用”的困境[16]。能有飞特族已是万幸，但由于经济规模与劳动力数量不匹配，即便飞特族也供不应求，只能雇佣外籍劳工。因为总得有人洗碗、看便利店收银、做服务工作——即便最低工资高，对日本人来说，也只是“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最低工资高”的说法，仅站在看到这则广告的欠发达国家外籍劳工的角度成立——对他们来说，在日本赚最低工资寄回本国，就是一笔巨款。

事实上，除东南亚、中国人、中亚人外，这一群体还包括部分被视为“具有发达国家倾向”的台湾人和韩国人。在20-30岁的群体中，有不少未能进入大企业/中型企业成为正式员工的“被淘汰者”，选择学习日语后前往日本——因为相比在韩国做四处漂泊的飞特族，或在被称为“黑心企业”的中小企业工作几年后被解雇，即便过着同样的生活，在日本做飞特族的生活质量和薪资待遇也更好。[17] 虽比不上在东南亚赚的巨款，但与最低工资劳动者相比，综合各类待遇，日本的水平约为韩国的1.5倍。仅看最低工资，2022年日本为每小时1002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韩国为每小时9160韩元（约合人民币46元），日本约高118%。虽有说法称“计入休息日津贴后，两国水平相当或韩国反超”，但从飞特族实际工作的场所来看，更合理的判断是“难以拿到休息日津贴”。[依据:]

更恶劣的是，相比日本，韩国的劳动法宽松得多，且随着近年最低工资快速上涨，出现了不少无视最低工资的老板。不过，如今劳动部门的举报渠道畅通，因此有些老板会“无论兼职者工作多久，都一律签订1年期合同，适用试用期，仅支付最低工资的90%（每小时8244韩元）”，甚至签订“委托合同”，将兼职者归为“外包工（自由职业者/其他营业收入者）”，以此规避最低工资法。但对兼职者来说，以“外包工”身份被雇佣也有优势——无需缴纳四大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只需缴纳3.3%的所得税。[19] 且若年收入不超过2000万韩元，还可全额退税。

此外，日本法律规定“5人以上企业必须支付交通费”，因此规模稍大的便利店会全额报销从工作地到地铁站的车费。尽管日本常被诟病“官僚主义严重”，但其行政体系确实具备一定正常功能，且因比韩国早发展数十年，提前10-20年经历了各类社会问题，相关法律极为严格——韩国常用的那些“小聪明”，早已被日本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流程从源头杜绝。

综上，综合各类因素来看，在日本做最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其实际可支配收入约为韩国的1.3倍。或许有人会说“日本物价更高”，但结论是：若放弃休闲活动，在生活必需品和食品物价上，两国差距不大。奢侈品、休闲等可选消费及服务（如电影、游乐园、旅行、外出就餐、体育观赛）和公共服务（水电燃气、公共交通[20]）的价格，日本仍更高；但由于少子化导致空房增多，除东京核心区域外，房租已与韩国处于相近水平[21]；甚至在首尔江南区等部分地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已超过东京。因此，若选择飞特族生活，且能接受“除工作外，仅在家通过互联网和游戏消遣，放弃外出休闲”，那么日本的物价与韩国相差不大，不会有太大遗憾。

未提及台湾，但台湾的情况更糟糕——当地大企业应届毕业生起薪约3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8万元），而中小企业或最低工资劳动者的年薪甚至可能低至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3万元）。因此，若在韩国或台湾仅具备做飞特族的能力和精力，前往日本的人不在少数。

此外，将外籍劳工引入底层就业市场，必然会导致日本人被排挤。与“摆明了想偷懒做飞特族”的日本人不同，外籍劳工是为了赚钱寄回本国，因此会工作更长时间、更努力，也不拒绝加班。通过积极引入外籍劳工填补底层岗位，从长期来看，日本人（无论是否为派遣员工或在黑心企业工作）都能获得比飞特族质量更高的工作。要生存，总得做些什么——轻松的底层岗位都被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劳工占据，日本人无法与之竞争，若不想饿死，即便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也只能被迫进入他们无法涉足的、稍高水平的岗位。至少年过三十后，为了生存，会变得“什么都肯做”。[23][24][25]

当然，靠打零工为生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不可能一夜之间进入更好的岗位，因此需要国家层面提供职业培训等支持——短期内会增加预算，且必然会出现“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均无就业能力的人被彻底淘汰”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想做飞特族的人，最终会进入中小企业成为职场人”。尽管残酷，但这本质上是“消除底层岗位，迫使有潜力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飞特族成员进入该市场”的过程。且如今日本已到了“即便不雇佣外籍劳工，社会就无法运转”的地步。

但这一政策也导致了问题：飞特族群体被拆分，一部分成为“待遇恶劣的中小企业3D（脏、累、险）岗位正式员工”，另一部分成为“低保对象（日本版基础生活受助者）”，且后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正切实品尝这一后果。(...) 自然，即便有能力，若极度厌恶这类待遇，也会有人满足于“低保对象的最低生存水平”。但日本作为自由民主国家，且受“慰安妇”等外交问题限制，无法强制征召本国国民，因此无力阻止这一现象，“失落的一代”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日本政府。当然，可通过降低低保对象的福利水平来应对，但作为发达国家，至少需保障国民的基本生存。[28] 目前，由于少子化长期持续，日本青年已到了“可挑选中小企业”的地步，政府似乎只能采取“敷衍应对，等待时间解决”的态度。[29]

5.2. 韩国[编辑]

与1980年代就出现飞特族的日本不同，韩国的飞特族是在民主化后，随着权利意识、人权意识提升及信息获取便捷化，才逐渐出现的。1990年代初，已出现“入职1个月、1周甚至当天就辞职”的现象——多因不满低质量岗位、恶劣中小企业环境或生产岗位；1994年“教育平准化”后，高学历化快速推进，“拒绝低质量岗位、恶劣中小企业及生产岗位”的现象加剧，靠兼职维持生计的群体开始正式进入社会视野。

尽管“飞特族”一词1987年就已在日本出现，但受儒家思想和父权制影响，韩国社会长期存在“不可能靠兼职生活数年”的认知，且对“如何靠兼职维持生计”充满疑问。[30] 但1997年IMF金融危机后，2000年代全程受青年失业和高学历就业难困扰，2010年后，“靠兼职维持生计的人群”开始正式出现。

事实上，真正能“做些兼职，其余时间玩乐”的飞特族，几乎只有家教或部分自由职业者（如作家）——且有观点认为，这也仅局限于“首尔顶尖大学或地方国立大学顶尖专业”的毕业生。以家教为例，如今的补习班几乎不雇佣非大学毕业生，且至少需是地方国立大学毕业，最高可至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水平。

过去，很多人认为“韩国最低工资低于日本，无法像日本那样维持飞特族生活”，但若是“以接近正式员工的时长（每天8小时以上、每周5天）做兼职”，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韩国最低工资正快速上涨。仅2021年，韩国最低工资就达到每小时8720韩元，计入休息日津贴后，月税前收入约1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000元）；尽管有观点质疑“最低工资上涨速度过快”，但“继续提高最低工资”的共识未变，因此如今韩国飞特族的生活水平已与日本相近，甚至略高——若住在父母家，每月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就能维持生活，甚至能储蓄；即便独立生活，只要不刻意储蓄，也能勉强维持。但随着最低工资上涨，便利店等“轻松岗位”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更难找到。

当然，“一旦失业就会沦为无法自救的穷忙族”是问题所在，但日本的飞特族也面临同样困境。此外，2010年后，大量生产岗位和中小企业办公岗位被外包、派遣或转为项目制，非正式员工激增；2020年后，岗位数量开始减少，甚至正式员工也面临“30多岁至40多岁被解雇、难以再就业”的情况。“一旦失业就毫无办法”，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常态。(...)

另一方面，2010年后，韩国也出现了“为享受兴趣、旅行等休闲生活，仅工作至赚到必要的钱，便辞职去兼职”的人，且数量逐渐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权意识、权利信息获取能力提升，个人主义价值观普及”，另一方面也源于“1987年民主化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从‘重视家庭供养、生计、养老’转向‘重视文化消费、人生价值与意义’”；此外，“就业后对韩国特有的职场生活问题（如成人世界的复杂、歧视、强迫、勾心斗角）感到厌恶”，也是重要原因。[32]

此外，由于“岗位选择权不断减少”，且“中小企业3D岗位工作强度大、环境差，薪资却与兼职相差不大，待遇仅略好于兼职”[33]，越来越多青年对这类职业感到失望，选择回避，转而靠兼职生活。甚至有报道称，部分正式员工因“难以承受沉重的责任和工作强度”，选择以兼职身份重新入职原公司。若社会问题得不到改善，这类人会越来越多——但韩国社会仍在一味强调“个人努力论”“意志决定论”，将社会适应不良归咎于个人责任。事实上，在将问题归咎于个人之前，本应先追究社会责任并推动改善。

近年来，随着青年失业问题加剧，“个人努力论”“意志决定论”及“将问题归咎于个人”的氛围有所减弱，主张这些观点的人反而会被指责为“老顽固”“死板”“努力狂”，但这尚未成为主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40岁以上的老一代仍在批判飞特族、尼特族“缺乏意志”[34]；即便在青年中，既得利益者、保守倾向者或消费主义倾向者，也会指责飞特族“缺乏意志”，试图将问题归咎于个人；2018年后，甚至在进步倾向群体及政权支持层中，也出现了“若批判政府因青年失业问题推出的政策，会立即被反驳‘是个人问题，不是政府的错’”的荒谬现象。但如今已进入“IMF世代担任主管级职位”的时代（2020年）——经历过金融危机、流着血泪的那代人，如今已步入中年，这一现象大概率会得到改善。[35]

另一方面，2020年后，“安于飞特族生活”的人呈逐渐减少趋势。尽管文在寅政府并无此意，但结果上，“最低工资上涨”与“引入外籍劳工”并行，导致韩国也出现了“底层岗位消失”的情况；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让韩国经历了与日本飞特族对策相似的局面——首先，最低工资从2017年的每小时6470韩元涨至2020年的8590韩元，涨幅达2120韩元，无法承受人力成本的小商户要么自己咬牙坚持，要么引入自动化设备，导致兼职岗位减少；其次，外籍劳工的引入使得“本就不受青睐的简单低薪工作”更难获得；[36] 最终，新冠疫情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且因社交距离政策，飞特族的主要就业领域——服务业陷入崩溃。

有观点认为，“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安于飞特族生活，年过35岁、40岁后人生彻底崩塌’的案例，意识到‘放弃职业规划、无节制安于轻松生活的后果’，因此主动改变”——但这是误解。事实上，不仅飞特族失去了工作，航空、旅游、部分生产岗位、个体经营等多个领域也遭遇重创，大规模倒闭和失业接踵而至，导致这些群体被迫涌入底层岗位，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很多人未能正确认识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这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是堪比“大萧条”“大衰退”的全球性超级经济危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普通人若不是富人，也需担心“住在哪里、吃什么”，无数人被迫流落街头；韩国作为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尤其独立生活的青年，因找不到兼职而挨饿的情况极为普遍，甚至不足以成为新闻；最终，不少人不得不回到父母家。[37] 此外，因无力支付学费而休学、需要靠兼职赚钱的大学生，也因新冠疫情导致兼职岗位锐减而无法赚钱，只能勉强申请助学贷款继续学业，甚至有人因无法支撑而放弃学业。

更荒谬的是，有人将“30多岁至40多岁、要么刚入职底层岗位就被解雇，要么工作后被解雇，人生彻底崩塌”的人，归咎于“安于飞特族生活，放弃职业规划”——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大量曾是企业正式员工、个体经营老板的人，在经历“名誉退休”“企业倒闭”后，因难以再就业[38]或无资金重新创业[39]，被迫沦为飞特族；且韩国存在不少“飞特族与正式员工界限模糊”的职业。以快递员为例，只要驾驶技术好、有少量启动资金，任何人都可尝试，但没人会将其称为飞特族——尽管从业者多以“个体经营者”的名义入职，但显然被视为一种职业。近年来，像“Coupang Flex”这样的“灵活快递员”出现，虽可视为兼职，但工作内容与全职无异，仅投入时间不同。

然而，与日本不同，韩国若想让青年重新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即便短期内困难，也需创造大量“能让个人维持生活并实现发展”的岗位——在这一点上，韩国与日本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即便政策和社会变化与日本相似，也难以断言韩国飞特族的未来会与日本相同。[40]

事实上，“飞特族”的判定标准是“非正式员工”，若按此标准，2020年韩国的飞特族占薪资劳动者的36%。但人们印象中“像便利店兼职那样轻松”的兼职者，仅占其中的11-12%。很多非正式员工每周需工作5天、每天工作52小时以上，甚至更长时间——可见飞特族的“印象”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最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韩国的岗位总数不足劳动力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劳动者是非正式员工”。

但如前所述，“飞特族”不仅取决于岗位条件，更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收入和心态。例如，即便是非正式员工，也不会有人将小说或电影翻译称为飞特族；同样，前文多次提及的“兼职之王”，也不能算作飞特族。

2022年新冠疫情影响减弱后，各类社区中关于“飞特族”的讨论激增，YouTube等平台也开始出现大量“飞特族生活实录”，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快速上升。尤其在20-30岁青年中，“选择‘不稳定但能摆脱诸多负担的兼职式非正式岗位’，而非‘需承担沉重责任与压力的正式岗位’”的现象（即“主动型飞特族”）正快速增多；一项调查显示，对飞特族的正面认知率高达70%——这些都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趋势。# 部分学界预测，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并指出政府需尊重这一趋势，为飞特族制定各类支持政策。

此外，韩国社会对“飞特族”的认知仍存在矛盾：一方面，年轻一代逐渐接纳这一生活方式，认为其是“对抗不合理职场文化的选择”；另一方面，老一代及部分社会舆论仍将其与“懒惰”“不负责任”挂钩，甚至有企业在招聘时明确“不录用有长期兼职经历者”，将飞特族视为“职业忠诚度低”的象征。这种认知差异，进一步加剧了飞特族在职业转型时的困境——即便他们后期希望进入正规职场，也可能因“飞特族经历”被雇主拒之门外。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飞特族”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迫型飞特族”：他们并非主动选择兼职生活，而是因就业市场饱和、高学历内卷，无法获得正式岗位，只能以兼职度日。这类人群往往对未来充满焦虑，一边打多份工维持生计，一边利用碎片时间备考公务员、学习技能，试图摆脱飞特族身份。与之相对，“主动型飞特族”虽占比不高，但增速明显——他们多具备一定学历或技能，对传统职场的“加班文化”“等级制度”极度排斥，宁愿牺牲高薪和稳定，选择“做四休三”“灵活排班”的兼职，将更多时间投入旅行、艺术创作或个人兴趣。

从长远来看，韩国飞特族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如将兼职者纳入工伤保险、提高非正式员工权益），还需推动企业转型——减少对“终身雇佣制”的执念，建立更灵活的职业发展路径，让“兼职”不再是“无奈之选”，而是“多元职业选择”的一种。同时，社会也需摒弃对飞特族的刻板印象，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毕竟“稳定”与“自由”并非对立，而应是个体可自主权衡的选项。

6. 相关角色[编辑]

- 우왁굳（韩国主播）固定成员 - 飞特族[41]（角色名即“飞特族”，设定为外表随性、靠兼职生活的角色，最初使用“프리저”形象，后因版权问题更换 avatar）

- 武田晴信 - 电视剧《飞特族买房子》

以下为漫画、动画等亚文化作品中的角色：

- 《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 白银御行的父亲

- 《假面骑士系列》

- 《假面骑士555》- 乾巧

- 《假面骑士欧兹》- 火野映司

- 《伽鲁瓦与恐龙》- 一之濑枫

- 《寄生虫》- 金基宇、朴忠淑、金基宇、金基婷（无固定正式职业，靠兼职维持生计）

- 《黑房系列》- 闵智恩[42]（官方资料标注“自由职业者”，但剧情中从事的是简单体力兼职，非专业工作，因此视为飞特族）

- 《黄金小子》- 大江锦太郎

- 《绿色妈妈俱乐部》- 朴允珠

- 《我的英雄学院》- Gentle Criminal

-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43]（Nickelodeon韩国在宣传时称其为“比奇堡普通兼职生”，但实际是蟹堡王正式员工，薪资却低于兼职）

- 《단다단》- 六郎[44]（设定为外星人，在地球靠便利店兼职过着飞特族生活）

- 《吞噬世间之物》- 刘阳

- 《无敌铁金刚》- 西野勘九郎

- 《樱花飘落时想起你》- 成濑雅人

- 《私立正义学园》- 山田英治

- 《赛博侦探》- 碎片指挥者托马斯[45]（设定如此）

- 《高利贷者牛岛》- 飞特族篇

- 《再婚曲2：塞壬》- 阿部园子

- 《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 叶月熏

- 《超级战队系列》

- 《百兽战队牙吠连者》- 鲛津海

- 《炎神战队轰音者》- 江角走辅

- 《爆龙战队暴连者》- 志叶薰

- 《魔法战队魔法连者》- tono hoeru

- 《新次元！蜡笔小新：超能力大决战 ~飞翔吧！手作寿司~》- 堀越光

- 《饿狼传说系列》《拳皇系列》- 特瑞·博加德（以《饿狼传说3》为准）

- 《拳皇系列》- 七枷社

- 《偶像大师 SideM》- 高城虎次郎

- 《打工吧！魔王大人》- 真奥贞夫

- 《逆转裁判系列》- 成步堂龙一、矢张政志

- 《歌唱昨日》- 鱼住陆、野中晴

- 《今日的侦探》- 郑汝蔚

- 《我们没有翅膀》- 千歳隼人[46]（同时兼职咖啡馆服务员，非固定岗位，且剧情时间线稍晚于故事开端，因此纳入）

- 《银魂》- 长谷川泰三、服部全藏

- 《如果我的本命角色破产了，我死也甘愿》- 绘里飘

- 《你是彼方》- 日和奏

- 《顶楼系列》

- 闵雪雅[47]（16岁伪造年龄，兼职便利店、烤肉店，同时负责赫拉宫殿“小赫拉俱乐部”家教）

- 吴允熙[48]（第一季中前期兼职酒店客房服务、果汁配送，后作为申秀莲计划的一部分，入职朱蛋挞的公司JKING Holdings成为正式员工）

- 周锡京[49]（第三季结局未来视角中，兼职声乐老师和烤肉店服务员）

- 《精灵宝可梦动画系列》- 火箭队三人组（虽有“火箭队”这一“职业”，但严格来说不算飞特族，不过剧情中常为伪装、赚取餐费及制作机械而从事各类兼职，因此可视为典型飞特族）

- 《光之美少女系列》- 伽马奥

- 《胡言乱语系列》- 浅野美衣子

- 《人类伯格大学》- 久礼场路、村田日菜子

- 《向阳素描》- 乃莉（《向阳素描》角色，在人生游戏中被判定为飞特族）

- 《Fate/Zero》- 雨生龙之介

- 《欢迎加入NHK》- 佐藤达广

- 《ReLIFE》- 海崎新太

- 《WORKING!!（迷糊餐厅）》- 鸟羽美咲[50]、新堂祐太（前者为故意不做正式员工，具体原因参考对应条目）

7. 相关文档

- 悟世代（사토리 세대）：指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追求传统成功标准的世代，常与飞特族、尼特族等群体相关联。

- 泥土汤匙（흙수저）：韩国社会分层术语，指出身普通、无家庭背景和经济支持，需靠自身努力勉强维持生计的群体，飞特族中占比极高。

- 两极分化（양극화）：指社会中贫富、阶层、机会等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飞特族群体出现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

- 非正式员工（비정규직）：与“正式员工”相对，指未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缺乏稳定福利保障的劳动者，飞特族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 日工（일용직）：按日计薪的短期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但稳定性极低，是飞特族常见的就业形式之一。

- 自由职业者（프리랜서）：虽与飞特族均“无固定雇主”，但自由职业者多具备专业技能（如设计、写作、翻译等），以“项目制”获取收入，与飞特族的“简单体力兼职”有明显区别。

注释：

[1] 参考“知识一口”视频内容。

[2] 利用股票、房地产等进行理财投资需要大量资金，创业则需要比就业更多的努力，且这三者的失败风险都极高。

[3] 工厂兼职、搬运兼职等在另一种意义上风险较高。

[4] 指日本推行的“北欧式教育”，因与日本社会条件不匹配，仅导致该世代平均学历下降这一副作用，具体可参考相关链接。

[5] 因老年人福利导致青中年世代承担负担的困境，法国、德国、瑞典等部分欧洲国家也经历过。

[6] 这是一起令人惋惜的不幸事件：当事人未动用的巨款，被包括其家人在内的团伙试图持其身份证和手机提取，最终因“在小地方一次性提取12亿现金可疑”及邮局员工认出老人而被抓获。

[7] 参考链接：http://www.sisajournal.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76648

[8] 21世纪后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升温，这一背景也占较大比重——飞特族深知自己的生活“没有未来”，因此越来越多人表示“与其年老后悲惨死去，不如在享受当下自由后，趁未老时通过安乐死安详离世”，且这一呼声正逐渐增强。

[9] 这也是公司招聘时必须进行面试的原因——应聘者的能力可通过简历和自我介绍证明，但社交能力、性格及是否适配公司氛围，需通过面对面沟通判断；同时，这也是公司不愿招聘频繁跳槽者的原因——这类人易被视为“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

[10] 不能以2020年最低工资（每小时8590韩元）计算——过去几年最低工资快速上涨，而李宗龙在1998-2008年的10年间，仅靠兼职还清3亿韩元债务，按当前标准换算，相当于攒下6-7亿韩元。2002年首尔郊区30坪公寓售价1-2亿韩元，2008年涨至3-4亿韩元，因此他相当于靠兼职赚够了一套首尔公寓的钱，尽管全部用于还债。

[11] 这也与“单身=不稳定生活，结婚=稳定生活”的认知相关——这种将单身视为不稳定、结婚视为稳定的文化，也源于此。在2010年代“单身成为常态”之前，企业招聘时也更倾向于已婚者而非单身者，例如KD运输集团在2010年代初仅招聘已婚巴士司机。

[12] 但也存在不处理工伤的极端黑心企业。

[13] 即便没有自己的车，只要有驾照（哪怕是大型货车驾照），参加几小时驾驶培训掌握基本技能，也能驾驶公司车辆。新手认为困难的高速公路驾驶，实际上比市区驾驶简单得多。

[14] 例如，“不屈的车四顺奶奶”历经5年、数百次挑战，70岁时考取驾照，以“万岁”姿势被韩国媒体专题报道，甚至登上外媒——若她在20多岁、最晚40多岁时学习驾照，或许能更轻松地考取。无论运动还是学习，年轻时精力旺盛、接受能力强，因此应尽量在年轻时尝试各类事物；年老后则像“路径依赖”一样，在已开辟的道路上积累经验，成为老手，这样更稳定。晚年开辟新道路并非不可能，但难度极大；即便晚年发掘出潜在能力，也会因经验不足而缺乏竞争力——各领域对“老手”的认可并非毫无理由，即便天赋平平，历经无数实战的老手也能战胜有天赋但缺乏经验的新手。

[15] 30多岁后找兼职会变得相当困难，但凭借职场经验，多少能勉强维持。

[16] 繁华的市中心情况尚可，但稍远离市中心的地区，日本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极为严重。

[17] 尽管日本也有黑心企业，但平均来看，中小企业的待遇、政府支持及监管水平仍优于韩国。这是因为日本大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被淘汰后，反而从数十年前就开始大力投资“基础技术、专利、纯科学及零部件产业”——这些是韩国、中国、台湾难以追赶的领域，而中小企业则在这些领域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韩国、台湾是日本的分包商；21世纪，日本中小企业则成为韩国、台湾大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依据:] 无论法律规定如何，都有企业不支付相关费用，但随着劳动部门举报渠道的畅通（通常在离职时集中申诉），这类现象正逐渐减少。因此，企业开始采取“将每周工作时间精确拆分为14小时30分钟”的方式规避法律，或利用法律漏洞，不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委托合同”，声称“你不是劳动者，而是‘未进行工商登记的其他营业收入者’（即自由职业者），我不是雇佣你，而是将店铺运营业务外包给你”。尤其在飞特族的主要职业——便利店中，“拆分合同（按14小时30分钟签订）”的比例已达招聘启事的2/3以上；更精明的老板则开始以“自由职业者”名义签订委托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这是因为对雇主来说，拆分合同既麻烦，且员工过多会使企业成为“5人以上企业”，需承担更多法律监管（如夜班津贴、年假）——因此，企业通过“主张‘企业对企业’的法律关系”，拒绝支付休息日津贴。原则上，若雇主对劳动者存在工作指示或控制，应一律视为“劳动者”，但便利店、网吧等场所并非24小时有老板在场指挥，因此存在较多可钻的漏洞。

[19] 2017年后，四大保险强制参保，原则上即便在小型个体经营户手下工作，只要签订劳动合同，就必须缴纳近9%的保险费；但以“外包合同”形式签订，则被视为“经营者”，无需缴纳四大保险。当然，这意味着放弃了相关保障，但在便利店、网吧等工作环境中，发生工伤的可能性较低，且兼职者易再就业，因此失业保险需求不大；医疗保险可通过“在父母名下登记为受抚养人”解决。即便独自生活、以“地区参保者”身份缴纳医保，若收入仅为兼职水平，适用“每月150万韩元收入扣除”后，几乎只需按最低税率缴纳，每月仅需2万韩元，比作为职场人参保更便宜。

[20] 日本法律规定“5人以上企业必须支付交通费”，因此无需过多担心交通费用——只要放弃在休息日去远处游玩。

[21] 当然，住得越远，日本昂贵的地铁费就越令人却步，但便利店几乎随处可见；即便需要长途通勤，根据日本法律，5人以上企业需全额报销员工上下班所需费用，因此无需担心。

[22] 这类消费的物价，日本仍明显更高。

[23] 与韩国不同，日本不是义务兵役制国家，因此社会进入年龄比韩国早约5年（尽管韩国的兵役期限为1.5-3年，但与“对休学、延期毕业等严格限制”的日本不同，韩国的社会进入时间差异更大。参考：结婚方面，日本女性比韩国早2年，男性早3年）。对日本人来说，20多岁后半段就应开始在社会中立足；若年过30仍未进入社会，或未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就意味着“已濒临被社会淘汰”。

[24] 虽非日本案例，但2019年初韩国某网站上一篇题为《人生崩塌的路线》的文章，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网站都引发了大量共鸣。原因很简单：“年过一定岁数仍不认清现实，只空想或满足于飞特族生活，会被社会彻底淘汰”——这是所有有认知能力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仍有太多人在“被淘汰的路线”上稳步前行，已成为社会问题。该文将“失去心智者被淘汰前的年龄”定为35岁以上，但韩国是义务兵役制国家，且现役军人占比85%，加上社会服务人员，占比达95%——除生活无法自理的严重疾病患者外，几乎所有人都能服完兵役（至少服役至下士退伍），因此年龄限制线相对较高；若为女性或5级以下免服兵役者，则需减去3年，年龄限制线降至30岁出头。

[25] 需注意，5级以下免服兵役者属于“身体状况处于后6%”的群体，因此要求他们在社会中独立生存本身就很残酷，其中很多人需依靠政府低保维持生计，且即便在“残疾标准严格”的韩国，也常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残疾人。4级社会服务人员属于“身体状况处于后13%”的群体，除因肥胖等少数原因外，大多存在一定社会生活限制（如职业选择受限：例如因腰部损伤获得4级认定者，无法从事搬运等简单体力劳动，雇主也因“担心发生工伤需承担责任”而不愿雇佣，即便勉强工作，也会因剧烈疼痛难以长期坚持），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关怀。事实上，在西欧/北欧国家，只要达到这一健康或身体不便水平，常可获得“轻度残疾等级”及相应福利。简而言之，这些人是“因少子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却连‘只要有拇指和食指，其余手指缺一两根’‘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或轻度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智商在80以上的高功能自闭症患者’[27]都不愿雇佣的韩国军队，都认为‘毫无用处而放弃的人力资源’”。

[26] 指能进行一定日常对话，但与普通人交流有明显差异，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群体。

[27] 符合韩国征兵检查3级（现役）判定标准。

[28] 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水平较高，即便考虑物价因素，日本低保对象的福利质量也高于韩国。

[29] 即便在日本，大企业等优质岗位的竞争也同样激烈，只是数量比韩国略多。

[30]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几乎不可能仅靠兼职维持生活。

[31] 公寓管理实务通常由50岁以上中老年人负责，与“这是底层岗位，只有无奈的人才会做”的偏见不同，很多从业者具备丰富知识，且常需通过协商解决“看似难以处理的费用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曾在原公司担任课长、部长等管理职务，负责协调上级指示，50-60岁时被解雇后，因找不到工作而从事公寓管理。（事实上，在加油站、清洁岗位做兼职的人中，有不少曾是三星电子、现代建设的管理人员，因结构调整或未能晋升而离职，后靠兼职养家。因此，“靠兼职维持生计是个人不努力导致”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已成为社会问题。）尤其公寓管理所长、课长等岗位，需持有国家认证资格证，且经验受认可，因此能在“就业地狱”般的韩国激烈人口竞争中立足，即便常受气，也能保住岗位——他们虽是“可能随时被解雇的非正式员工”，但不能被称为飞特族。

[32] 尤其在中小企业（甚至部分大企业，实则为人力派遣公司）工作的人，即便自己未成为职场文化的受害者，也会因目睹“努力工作、业绩突出的前辈毫无理由被压制晋升，被同事无故忽视，或被人事部劝退”，而对公司文化感到厌恶，主动辞职。

[33] 若年薪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可推测这类岗位“为节省人力成本，要求员工每周5天提前30-40分钟上班、加班，甚至周末加班，且上级常进行辱骂和骚扰，在获得正式福利（3-4年后）前频繁以‘不正当理由’解雇员工”。这种情况下，“按时上下班、无需看人脸色、几乎不会遇到上级，仅需面对一位雇主的兼职”（年薪2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反而更好——前提是“不关心年龄增长后的职业发展”；若想延续职业发展，则需“拼死坚持”。(...)

[34] 这也是韩国代际矛盾尖锐、青年厌恶老一代的原因之一。

[35] 看到“靠兼职养家的40岁以上人群”，会发现其中不乏“曾是大企业管理人员，因晋升受阻被变相强制退休”“曾是军队军官，退役后求职困难”“曾是老板，因破产失去一切”的人——没有谁是“因不努力而被嘲笑”的对象。

[36] 去过工厂的人都知道，若有经验的外籍劳工决定在韩国定居，工厂老板会给予一定晋升优待，甚至出现“韩国人在外国人工头手下工作、受气”的情况。若像美国那样“不看国籍，只看能力用人”，尚且可以接受，但即便在欧洲，这样的待遇也会因“伤害自尊”而导致员工离职——这实际上是“当正式员工解雇困难时，企业常用的手段之一”。

[37]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仍有不少人通过从事仓库搬运等繁重工作勉强维持生计。

[38] 无论个人多么努力，若所在行业本身是“夕阳产业”，或企业关闭了相关业务部门，一切都无济于事——即便大企业，也会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大规模自愿退休计划。

[39] 企业的结构是“年龄越大，若无法晋升，就会被排出职场”。若在企业担任正式员工时“口碑好、业绩突出”，可成功跳槽至合作企业；否则，要么考取公务员，要么创业，要么靠自己的资格证赚钱；即便跳槽至合作企业，也可能很快被解雇，最终需“自己解决一切”。此外，40岁以上人群的父母大多已退休多年，通常仅有一套房子和少量养老资金，因此他们只能“独自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挣扎求生”。当然，有人主张“公务员更好，因为不会被解雇或劝退”，但所有人都明白“施压低绩效员工的方式不止解雇或劝退”——公务员也同样不愿与低绩效同事共事，且需数十年忍受这种煎熬，绝非易事，最终结局也不会有太大不同。

[40] 即便不参考欧洲案例，在“社会安全网薄弱的国家”，“在工厂工作到死”也并非常态——因为人们宁愿流落街头乞讨（尽管生活质量悲惨，但至少不会因过度劳动导致死亡或残疾）。最重要的是，韩国的劳动环境中，“工伤处理不到位”的问题，以及“即便发生工伤，也常因‘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被认定为外包工而非劳动者’等理由，无法获得合理赔偿”，进一步降低了年轻人对“底层正式岗位”的接受度。

[41] 该角色出自韩国游戏直播团体“우왁굳”的衍生内容，以“白天打便利店兼职，晚上直播打游戏”的设定走红，是韩国亚文化中“飞特族”的代表性虚拟形象。

[42] 出自韩国恐怖漫画《黑房》，角色因失业后无法找到正式工作，被迫从事网吧收银、餐厅洗碗等兼职，是“被迫型飞特族”的典型写照。

[43] Nickelodeon韩国在2021年的宣传文案中，将海绵宝宝描述为“比奇堡的‘飞特族’代表”，引发争议——实际上海绵宝宝与蟹堡王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只是薪资低于当地兼职平均水平，属于“低薪正式员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飞特族。

[44] 出自韩国网络漫画《단다단》，角色因飞船故障滞留地球，靠便利店兼职赚取维修费用，其“外星视角下的飞特族生活”是剧情的核心笑点之一。

[45] 出自《数码宝贝：赛博侦探》，设定为“无固定工作，靠帮人处理数码宝贝相关委托为生”，虽带有“侦探”头衔，但本质是“按单计酬的兼职者”。

[46] 出自日本轻小说《我们没有翅膀》，角色因对职场压力感到厌倦，辞去正式工作后在咖啡馆兼职，同时探索个人兴趣，是“主动型飞特族”的典型。

[47] 出自韩国电视剧《顶楼》，角色作为孤儿，为筹集学费和生活费伪造年龄从事多份兼职，是“贫困背景下被迫成为飞特族”的悲情角色。

[48] 出自《顶楼》，角色前期因经济困难从事多份低薪兼职，后期通过职场转型摆脱飞特族身份，反映了部分飞特族“寻求稳定”的潜在诉求。

[49] 出自《顶楼》第三季结局，角色放弃豪门生活选择兼职，体现了“主动放弃特权，追求自由生活”的飞特族理念。

[50] 出自日本漫画《WORKING!!（迷糊餐厅）》，角色因“享受自由工作的状态”，拒绝晋升为正式员工，坚持以兼职身份在餐厅工作，是“主动型飞特族”在二次元中的经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