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对，但是: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XXX教育我们要放下仇恨”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中央的批示，为战犯全部供给细粮。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和教育，从此杜绝。
赵毓英回忆，当时战犯的伙食比普通百姓好得太多。“他们的伙食别说跟老百姓比，连干部都吃不上。我也算是干部，当时我们夜班饭吃他们日本小兵的三等伙食，吃点儿面条，给看守员看到了，那还嫉妒坏了呢，吃不上。”公安部根据军衔和级别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在3毛钱左右，平均每个战犯一天吃的肉量快要赶上一个管教干部一个月的肉食定量，因此有“战犯吃肉，管教吃窝头”的说法。
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一位战犯新井代，他曾在山东扫荡时将管理所内一位炊事员的父亲杀死，母亲和姐姐奸杀，而这一切都被那位炊事员看见。没想到若干年后在战犯管理所再次遇见，他检举了新井代的罪行，新井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精神压力大，体质下降，管理所人员便主动关心其体质状况，帮助其放下心理包袱...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由于劳动量小且均食用细粮，因此有段时间他们们甚至出现了血压偏高等“富贵病”，为此，管理所特设营养师为战犯特制食谱，制作粗粮面包，以保证营养搭配均衡。
另外，管理所十分尊重战犯的民族习惯，特殊节日为战犯提供食材和工具让其自行制作打糕，还为战犯制做符合其口味的“四喜饭”等日式料I伙食的优待，使战犯感动极了:“管我们的人吃粗粮，我们却吃大米，这确实是各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稀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