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反常识的冷知识：
「单位」最早是佛教用语——
就是字面的意思，僧堂中僧人坐禅的一个“有名单”的“位置”。
「单」指僧人的名单。因为在座床上贴有各人的名单。
比如：「挂单」就是行脚僧把自己的衣挂在名单之下，故称挂单。
再如：《敕修百丈清规——日用轨范》：“昏钟鸣，须先归单位坐禅。”
如果寺院里来了一个要求「挂单」的僧人，按照规矩先到接待僧人的客司，由禅刹中负责接待宾客的僧职知客接入，继而揖坐、烧香、吃茶、略询来历，类似面试。
再由负责指导云游僧侣的参头，带领要挂搭的僧人到住持禀告。
最后，就是给他分配一个挂单的「单位」。
说白了就是一个在这里给你的位置。代表的是物理空间，而不是组织机构。
如果一个寺庙有限的「单位」全部挂满了，那么只能对后来者抱歉了。
后来，这个词才逐步从寺院语境转移到日常语言中，泛指工作场所。
但有趣的是，如今大家把考公认为是“上岸”，而名额往往是千人抢一个，反而有点像当初行脚僧到寺院挂单的抢一个「单位」，给自己找个饭碗。
有了「单位」，也就在遮风挡雨的庙里有了位子。
说完「单位」，我们再说「公司」。
「公、司」两个字则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最早出现于魏书。
孔子的著作《大同》《列词传》种曾提到：
“公者，众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
我们常听一句话，叫做“八口为公”，因为在甲骨文里，公这个字就是上“八”下“口”。
在中国，九为最大之数，天地之数，少一点，八为日常的大数，也是形容很多。
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就是吧东西按照人数分配，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应该有的一口，就叫「公」。
比如：公平，公正，公理，公道，都体现了“平等”的意思。
「司」这个字，在金文中和「后」是反过来镜像的。
据说在在远古的氏族时代，掌握着最大权利的女人叫「后」。
而和「后」相对的，掌握着最大权利的男人，就叫「司」。
所以「司」本义就是“职掌、主管”，在古代一直是行政体系核心的概念。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
「司」这个字在古代反而更多被用于指代政府的官职或机构，
如“司徒”“司马”等职官，及“司州”等地名。
但是，「公司」这两个字能合在一起，还有外来语的参与。
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机构进入中国时，中国商人根据“Company”的英语和荷兰语音译创造了“公班衙”这样一个词汇。
最初仅是中国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EIC）驻广州管理机构的专称。
公班衙，英文"company"及荷兰文"compagnie"的音译，特指1750年代末至183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设立的贸易管理机构。
清政府长期误认其为英国官方机构，实则为EIC驻华执行委员会，由大班（贸易主管）组成。
后来逐步进入中国的其他欧洲公司多了，国人才逐步了解到，鬼佬嘴里的“Company”并不是指“东印度公司”这一家公司，而是所有的公司都叫Company。
但此时“公班衙”已经成为了他特指东印度公司的在华机构了。
那么显然需要一个新的词，来等同于“Company”，形容所有的这类股份制大型商业机构。
于是，就用“公班衙”开头的「公」和中国表示权利、掌握的「司」，组成了「公司」这个词。
但不得不说，从信达雅角度来看，「公司」两个字翻译的非常精妙。
其实，如果照中国的语法，这个词如果不考虑音译，应该是「司公」。
动词在前面，名词在后面，“掌握（司）着大家的资金（公）来做生意的组织”。
就像是司机、司令、司马的词组逻辑一样。
但因为“公班衙”的认知在前，大家翻译“像是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体时候，延续了「公」在前面的字序。
「公司」也就成了特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商业体的名词。
后来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各种国外的Company进入中国，自然直接翻译为「公司」，一听就知道是外来的企业。
慢慢，很多香港、上海的国人开设的类似机构，也都开始叫「公司」。
在香港，甚至一个买甜品的小店也可以叫“XX牛奶公司”听起来很高大上。
现代社会的「公司」
在现代社会，「公司」则指所有依法设立的营利性法人组织。
「单位」则泛指各类组织实体，包括机关单位（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及企业单位（含公司），部分单位可能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因此，严格意义来说「单位」的含义是要包含「公司」的。
比如“先进单位”、“示范单位”这样的奖状是可以颁发给一家“公司”的，但“诚信公司”的奖状，一般不会颁发给某家非盈利的单位。
这两个词的演变和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也反应了中国历史和经济的一种变化。
算是时代沧桑的见证了。
版权声明：回答未授权任何知乎外平台使用，如有侵权将投诉并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