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跳出民族史观，从阶级史观的角度去看就好理解了。
在基辅罗斯时代，斯拉夫人甚至主动把他们眼中的异族——瓦良格人（维京人的一支）客客气气请来当自己的统治者（至少俄罗斯自己的史书上这么记载的），这几百个异族人及其后裔一统治就是七百年，结果成了俄罗斯历史上苟得最久的留里克王朝。
这在大部分早已形成民族国家观念现代人眼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
但在俄罗斯史书里，则轻描淡写地说，喜欢窝里斗的东斯拉夫人，觉得瓦良格人更擅长管理国家，于是像现代公司雇佣ceo一样把他们请来统治自己，差别是这个职位是世袭的。
人口少也有人口少的优势，一个民族人口少的话，就不会养这么多闲人，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级人数自然也少。
譬如一个统治一亿人口的单一民族王朝，到了王朝末期，大约有一千万食利阶层骑在百姓头上吸血，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后来有一支只有一百万的异族侵略它，突突了一亿人里的三千万人。但剩下的七千万人，只要供养这一百万异族征服者和上百万带路党，结果阶级矛盾反而缓和了。
所以连朱元璋都不得不承认，“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明太祖宝训》
在还未形成民族国家概念的南宋末和明末，当时的阶级矛盾远比民族矛盾更加致命。
成功的征服者不单单只靠屠杀和血腥镇压，往往都娴熟于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古代老百姓抵抗异族，大部分情况并不是为了那跟他们同族的皇帝老儿和王朝的延续，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罢了。
在金庸的小说里，自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在面对忽必烈的劝降时是这么说的：“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
当老百姓们发现，反抗伴随的只有死亡，而屈服之后，甚至有机会过上比之前更好的生活，他们会立刻丧失反抗的动力。
《万历野获编》里评价，“乾元取民最轻”。
《元史》记载，“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
《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上说“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盖吴中之民，皆乐于元，而困于明”。
不少江南文人在发现明初收的赋税比元朝还重时，就已经开始怀念起当年异族的统治。
甚至到了元朝灭亡两百多年后的明朝末年，《国榷》的作者谈迁想起元朝仍然无限神往：“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对元朝念念不忘。钱穆都为此慨叹：“明朝诸臣士民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在爱国主义教育还没普及的年代，当触手可及的实际利益摆在面前，所谓的民族大义显得那么虚无缥缈。
如果你是古代底层的老百姓，只有两个皇帝让你选，一个姓赵，跟你还是本家，但是上台后会向你征重税、要你服一个季度徭役；另一个跟你不同文不同种，他手上甚至沾着你没见过面的远方亲戚的血，但是他上台后只收你一半的税、只要你服一个月的徭役，你会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