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有人试图把“2700亿”这个严重脱离现实的传言和杨做切割。
这类人认为这个数字其实是为了给杨兰兰洗地，是通过在真的消息里掺入假消息来否定所有真消息。
我个人并不是很反对这种说法，我相信她是富贵人家，而且相信她可能是天龙人，即使这些数字是假的，她开的豪车也是真的。
可是他们这么做反而犯了一个错误：假如我相信杨真的有2700亿澳元，然后把这些声称“2700亿是故意放出来的谣言，是用来搅浑水转移视线”的人统统扣上帽子，说他们是为杨掩盖罪行，为天龙人洗地，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而且即使我们把这个明显失真的部分切割掉，她的传言依然体现了中国当代关于会道门的阴谋论创作的大量问题：高度功利，爱走捷径，现实依据薄弱，投机性过于明显，缺乏自洽性，缺少新意、热情与专注。
大家可能不懂什么叫“会道门的阴谋论”，其实就是指罗斯柴尔德家族、共济会这类“超然于政府之上的统治者/在统治系统里永远存在”的阴谋论流派，也就是西方版的“天龙人”。
虽然我自己批判过许多阴谋论，但是我本人也是阴谋论的爱好者，我认为阴谋论的存在是有原始正义性的，这是普通人在没有资源、没有渠道、没有关系、没有情报的情况下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是用有限的资源和信息解释历史和政治的运作原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全世界所有最流行、最有市场的阴谋论都是带有显著的反权威色彩的，阴谋论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解释权”，是面对系统性不公时为无力感提供出口的手段，是弱者反抗强权的象征仪式。
但是任何讲述、任何故事不能只有立场，故事和讲述是要有吸引力的，是要精彩起来、可信起来、让读者、观众能够产生兴趣的。
就比如上面我说“中国关于会道门的阴谋论创作有现实依据薄弱的问题”，这里的“现实依据薄弱”并不是说这是真是假，而是指这些阴谋论无法与已确定的现实形成一种便于梳理和理解的讲述联系，也就是缺乏代入感。
就说澳大利亚这件事，杨住在富人区（rose bay）大概率是真的，开的是库里南也是真的，而且大家都不怀疑她是有钱人，或者至少是依附于有钱人家，同时她撞人以后不接受酒驾检查等也是真的。
可是这种讲述缺乏识别性的特征和趣味性，信息的缺失虽然便于发挥想象力，可是过于缺失的信息却同样会限制想象力。
所以为了调动关注，他们就必须要添油加醋，这就体现了他们“爱走捷径”的问题，这往往就会形成牵强附会，比如认为ABB结构的名字一般是权贵人家的后代才有，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种笑话的。
可是问题又来了：
在传统的西方会道门阴谋论里，权威是拥有强大的、令人绝望的力量的。
而杨这种“从外国来的权贵”，尤其是“从不民主的国家来的权贵”，更何况她是真的撞了人，而且撞人以后不道歉、拒绝酒精检查，这些因素一结合起来，她不就是西方会道门阴谋论里的超级大反派了吗？
可是偏偏中国的阴谋论者要的不是这种解读，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解读思路，她就显得非常强大了，在这类故事里她不仅难以被要挟，甚至当局还要对她百般讨好。
在这种叙事下，越强调她有钱有背景，就越让读者很难想象“权贵的后代资产都在外国，不敢和外国政府撕破脸”了，因为按照传统看法，她这种背景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来作威作福了。
这其实也是中国阴谋论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按照西方会道门阴谋论传统看法，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皇俄分子认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组织，共产主义是犹太人的发明，列宁是有犹太血统的外国间谍，他的任务就是推翻沙皇，苏联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国际共运是犹太人为了控制世界建立的），而且中国还是最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国家，这不就是共济会、玫瑰会、光明会这些组织的自然神学的终极形态吗？
我们岂不就是共济会最后的堡垒，光明会正宗中的正宗，玫瑰十字会的花中之花？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以后去国外，遇到别人在那里吹共济会，中国人甚至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大中华就是共济会的最后捍卫者，上帝已死后唯一的希望使者，你们说那些都是旁门左道，在我们眼里屁都不是，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会道门阴谋论的创作者假设、讲述“苏联档案馆”，还是“瑞士银行存款”，还是“欧美公布海外资产”，还有这次话题下的许多“他们的财产都在别人手里，怎么敢和欧美撕破脸”等说法并不是为了追求宏大感，相反的是，他们一直试图试图证明中国的弱小，可以被美国等国家轻易击败。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逻辑漏洞——如何一边证明这些天龙人只手遮天，一边证明他们被西方随意拿捏？这种“反派很牛又被主角压着打，主角极强但又不对反派赶尽杀绝”的故事一般都是为低龄受众准备的，天然就有缺陷，这种缺陷甚至比“2700亿澳元”更致命。
虽然我们常说“在虚构的故事里追求真实……阿虚”，但是故事虽然可以不真实，但是故事一定要有自洽性，也就是对于自己的世界观的“真实”责任。
比如猫和老鼠，大多数时候，你看到汤姆和杰瑞被腰斩、被碎尸、被斩首，也不妨碍你下一秒看到它们又生龙活虎地追逐起来，而且你根本不会去思考它们的伤口是如何复原的。
可是假如某一集里面，杰瑞用木棍砸开了汤姆的脑壳，然后汤姆的脑浆飞溅、露出内部的组织，恐怕成年人观众都要吓一跳。
显然后者更符合现实，但是这种现实与作品的世界观不符，甚至会破坏故事主旨，这时候我们才说“在虚构的故事里追求真实……阿虚”。
而阴谋论作为一种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工具，就必须要和现实联系，有强写实性的要求。
郇山隐修会这类伪历史创作为什么受众这么大？因为它的世界观设计太自洽、关联性太强了，内容太翔实了，这里的“翔实”不是说它很真实，而是创作者们那种穷搜博采、探赜索隐地将所有现实存在与自己的想象联系起来的那种狂热和执着，将对现实的尊敬与对现实的颠覆有机结合了起来，塑造了一个精彩、宏大的故事。
即使后来郇山隐修会的真相被戳破，可是民众和阴谋论者依然乐此不彼，因为这种集体幻想的现代神话即使只考虑娱乐价值，也是非常精彩、可以当小说看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关于会道门的阴谋论创作的根本性缺陷——脱离群众。
我在键政群里和各色人聊天，谈到国内负面事件的时候，尤其是涉及政府里的可能关系、履历、山头等，我就会摆开架势，像搞研究一样详细地讲这些负面问题，事无巨细和盘托出，把它当做一门学问般施展出来。
但是我这么做很少会激怒愤青或者自干五、粉红。相反，当我摆开架势以后，他们反而会好奇的追问我，或者跟我一起批评，甚至会帮我做补充，深化这种批评；
而反贼、神神却反而会沉默、冷淡，甚至还恐吓般地说我“知道得太多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缝纫机踩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会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讲清楚这些问题长远来看会造成什么伤害，问题可能来源于哪些历史，再具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让粉红、五毛觉得我是认真看待这些问题。
可是这种过程就太辩证、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批判的方向必然脱离反贼和神神追求的全面否定。
这就回到了上面的话题：为什么阴谋论的存在是有原始正义性的？
罗斯柴尔德/共济会类阴谋论是以“隐秘主宰”落实全球性权威秩序，虽然本质是讲述一个永恒不变的操控结构以夸大革命难度，消解民众对变革的信心，但是总体依然是反权威主义的。
但不管是“档案馆”，还是“瑞士存款”，还是“欧美公布贪官海外资产”等阴谋论，还有这次“他们的财产都在别人手里，怎么敢和欧美撕破脸”等说法，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披着反权威的外表向权威主义下跪，以“不可战胜的他者”强化权威焦虑，同时形成了一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否定对权威的抵抗，甚至主动捍卫权威，将一切对现有权威产生威胁的因素解释为邪恶。
哪怕是1667年的《失乐园》，扮演反面角色的撒旦其实也是被投射为了雄伟的反叛者形象的，单纯追求反抗者的缺点其实就是歌颂现有权威的强大和正确。
这类叙事的核心逻辑是将对手（如美国）塑造为全知全能的操控者，暗示其拥有随时可动用的终极武器。
这种权威主义的特征体现为：神化对手能力（西方可随时掐断中国权贵的命脉）、自我矮化的投降主义（默认了其规则制定权，将对手可能的“长臂管辖”从制度优势曲解为不可撼动的天命）、为强权逻辑背书（用人们对“美国底牌”的恐惧来默认“实力即正义”的霸权秩序）。
这里面尤其致命的一点是：这种叙事一边承认了美国等“正道世界”的无上权威，一边却又将中国扮演的“颠覆者”角色解释为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这在直觉上就会让许多人感到不适。
尤其是很多人在杨兰兰话题下反复念叨《南京照相馆》，其显著目的性自然只会让人更反感。
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阴谋论创作者的问题之一：
真正令人信服的阴谋论是精密运转的认知机器——罗斯柴尔德传说沉淀了二百年金融史隐喻，共济会神话融汇了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的矛盾，郇山隐修会则直接寄生在显示历史里，“解释的空白带”反而成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最优秀的会道门阴谋论都是黑暗世界的“社会学家”，是以极为严肃、专注的态度来研究、填充阴谋论，是对权力的解构，是对关系的建模，是对混沌（可能性）的敬畏。
如果中国本土阴谋论不能改变观念，不能克服这种跪拜最高权威的倾向，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不能体现原始正义性，那么他们的叙事将永远成为域外阴谋论的粗鄙模仿，永远只能临时抱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