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不错，但内容仍需打磨。
比如说，第2集《大战前夕》里用过这么一段纰漏颇多的材料：
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质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它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最大的是九号枪管。”
这段话出自哪里？
简单检索可知，它源自美国人贝尔斯（Bales）的《左宗棠传》（Tso Tsung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鉴于该书存在多个中译本，这里还得补充一下具体版本和页码，即哈尔滨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左宗棠传》第195页。
这段话读起来稍感费解，“九号枪管”之类的概念令人挠头，不过，它乍看起来还是忠于贝尔斯原文的。
那么，这里的four steel rifled-barreled breechloaders当真是“四支钢质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吗？
显而易见，仅看这段英文材料，并不能就此判定这里讲的是枪管还是炮管。不过，贝尔斯还是在脚注中给出了这段引文的来源，于是就可以按图索骥，继续探究下去。
《俄国旅行者在蒙古》（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全名其实是《俄国旅行者在蒙古和中国》）的作者Piassetsky便是皮亚塞茨基（俄：Пясецкий，波：Piasecki），此人不仅是此次索思诺福斯齐（俄：Сосновский，波：Sosnowski）考察队里的重要成员，日后还和索思诺福斯齐打了若干年笔仗。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索思诺福斯齐考察队里，索思诺福斯齐是典型的沃伦波兰贵族，皮亚塞茨基尽管是奥廖尔人，从姓氏来看大概也源于波兰，真不知道这两人吵架时会用什么语言。
《俄国旅行者在蒙古》这本书便是将皮亚塞茨基的著作《1874~1875年中国之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Китаю в 1874-1875 гг.）节译成了英文。
在皮亚塞茨基著作第2册的794页，可以找到远比英译本准确的描述。
英译文本里的four steel rifled-barreled breechloaders，对应俄文原文乃是стальныя нарезныя орудия заряжающияся с казенной части（已改为现代拼写）。
逐词翻译，那就是стальныя（钢的） нарезныя（线膛的）орудия （火炮）заряжающияся（装填）с казенной части（后膛）。
整理一下词序，便是“后膛装填的线膛钢炮”！
实际上，早在征战陕甘时，左宗棠就已选择购买、仿制普鲁士克虏伯厂生产的“螺丝后膛炮”亦即后装线膛钢炮，认为其远优于“铜螺丝”亦即前装线膛铜炮，并在与普法战争同期的金积堡之战中派上用场，所谓
攻具以后膛螺丝开花为最。金积之克，全在乎此。徐华亭、黄孟虎所亲见者，非铜螺丝所能及（傅、杨不知，以未见过耳）。二、三号炮子解来，正可试放。可语华亭，拨置前敌为要。（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
若攻堡垒，断无过螺丝后膛炮之精利。解到之二号、三号，力量总可三四里，已试验过，尚不止。上年金积之役，所用者大号，力量更大，能穿过堡墙打入。此纵不能，然亦必能推墙倒壁。如施放频频，自可见效。（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2年2月3日）
此间现设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同治十三年十月）
如前购之布鲁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坂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官军亦羡为利器，争欲得之。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1878年5月15日）
更可印证皮亚塞茨基记述的则是左宗棠光绪元年写给胡雪岩的书信：
布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精妙无比，然得现成之炮极意仿制，亦可有成。此间设立制造局，延粤匠学造，已成大小二十余尊，与布炮大致无殊。弟又仿其意造二百余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亦殊合用。洋枪惟后膛七响一种最为利器，局造已成数十杆，亦能及之。近拆造各种器具已成，更能多造好枪。昨俄人索思诺福斯齐来兰游历，引其入局看视，亦赞好不绝口。惟造子未尽合法，放炮难尽得人。正在切实讲求，务期尽善。
皮亚塞茨基文中提到的兰州制造局广州人主管和仿制后装线膛钢炮都得到了印证。
那贝尔斯文中的“four”又从何而来？
比对之下，可知皮亚塞茨基原文讲的是线膛钢炮有四种口径（Их было четыре разных калибров），而不是英译本里暗示的四门钢炮，更不是中译本里的四支钢制后膛枪……
接下来的“九号枪管”同样是英译本的过错，将四种口径中“最大的[口径]有9英寸”（наиболь шее девяти-дюймовое，彼得大帝时期将英寸引入俄国度量衡，称之为дюйм）译成了莫名其妙的№ 9 barrel，不明就里的中译者又不去核对俄文原始材料，自然只能处理成“九号枪管”……
作为少数几位在兰州和左宗棠有过长时间接触的外国人之一，皮亚塞茨基的确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记录，其内容自然值得为左宗棠作传之人重视。
只可惜，迄今为止，中文世界的左宗棠传记往往停留于转译并不准确的皮亚塞茨基旅行记英译本（更确切地说，是翻译节选引用了皮亚塞茨基旅行记的贝尔斯版《左宗棠传》）而已。
而在作者群体里，似乎也仅有担任该纪录片学术顾问的杨东梁先生有能力使用索思诺福斯齐和皮亚塞茨基的原文材料（杨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左宗棠卷》中称其为皮塞斯基），不过，从此处的纰漏来看，纪录片制作方大概就是请他们挂个名，顾而不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