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呢，这两场大屠杀，中国人多少都报了一仇
先说说扬州十日：
公元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侵华清军集结五省水师，由达素率领进攻郑成功的厦门基地。
此时，侵华清军已经基本占领全中国，调集的水师战船远超郑成功的海军，大约是三倍。
而郑成功之前在南京城下大败，还在休养元气中。
为了确保胜利，清廷还启用了精通海战的明朝降将，熟悉郑家内情的黄梧和施琅，协助达素指挥清军水师。
从各种方面来看，这一战都很像南宋覆灭的崖山海战。所以清朝的勋贵高官们争先恐后的报名参战，唯恐这一战后就再也捞不到刷战功的机会了。
然后他们就目睹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精彩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海战。
厦门战役，一战打断侵华八旗军脊梁骨，满洲精英部队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第一次遭到建制性歼灭。战斗结束之后很久，被歼旗兵仍“尸浮海岸万余”，而大获全胜的郑军“俘获军实，分赉诸将士，举之数月不尽”，郑成功借此使他的集团走出了南京一役的阴影，洗刷前耻，也使清人未能重演当年崖山一战。
清廷迫于八旗大败，为了江南不被前明势力复辟，顺治不惜让内大臣达素带走了京城绝大多数剩余兵力前去会剿。据郑成功派到北京“求和”的蔡政的情报，出京八旗铁骑达万余众。而据《顺治实录》所载的满洲大员的奏折，八旗出京南征郑成功之后，守兵几乎为之一空，各旗均只剩下一百来号人
满人不惜将驻京八旗调空，以图毕其功于一役的与郑成功决战，却在厦门之战大遭杀戮，几乎毁灭
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丧命的满洲贵族为数众多，身世显赫者比比皆是。如前面提到的镶黄旗参领兼一等子爵的莫洛浑，他祖父包朗阿是努尔哈赤曾祖父觉昌安的亲哥哥。包朗阿随同努尔哈赤起兵，被明军击毙。其子顾纳岱官至副都统又在南昌被炮杀。而莫洛浑作为顾纳岱的独生子，被杀于厦门，香火遂绝。康熙帝后来感叹包朗阿一支断苗，对莫洛浑特予超规格的两次祭奠，追升伯爵。但死于厦门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绝不止他一个，阿哈丹、哈尔弼等人也都是努尔哈赤一系的近亲血脉。难怪郑氏一方会有顺治皇帝于厦门海战被炮杀的传言。达素回到福州，惊魂未定，向京城老老实实的交待了惨败经过。正志得意满的满廷如被五雷轰顶------在汉人面前，满清这一次简直是输掉了裤衩！恼羞成怒的顺治像是输红眼的赌徒，不计后果的改命贝子洛讬为安南将军，与尚书车克纳带领京师剩下的最后一点残部紧急赶赴前线。由于满洲贵族将校尸首太多，甚至民间流传有“顺治亲征厦门”的传闻。
这一仗，不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光是奏折上列出姓名职务的满洲阵亡将官，就达82人。
厦门大战，深刻的改变了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因为阵亡的82名满洲将佐之中，苏克萨哈领导的白旗系（正白、镶白、正蓝旗）占63.4%，两黄旗系只占22%。而且最反应兵员损失的三品以下的中基层将佐，以白旗系最多（65%），黄旗系只占18%，可见不论什么标准，白旗系损失都是黄旗系三倍。 特别是参领一级，白旗系占了绝对多数。
因为这场惨败，白旗系威名扫地，镶白旗护军统领赖塔被夺职，并削去爵位。镶白旗都统索浑连命都没保住，直接死了。二者长期以来的力量平衡，从此被打破了。
关于此战清军败相之惨，另一个侧面证据是，康熙三年，清廷转而集中力量，剿灭内陆最后一股抗清复明力量：夔东十三家。这本是一支孤立无援，已渐趋衰落的对手，清廷除投入三省数万绿营之外，出动的满军阵容之豪华：靖西将军、工部大臣兼镶黄旗都统穆里玛（鳌拜之弟）、定西将军兼正黄旗都统图海、正红旗都统觉罗巴尔布、辅国公兼正蓝旗都统穆琛、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以及西安将军傅喀禅、镶红旗副都统杜敏；正黄旗护军统领孙达理、正蓝旗护军统领科尔昆。也就是说，清廷对一支平时并不太重视的孤立之敌，竟出动了四个完整的满洲旗、两支满洲护军旗，外加大半满洲镶红旗的人马！比过去征李自成、征弘光政权、征李定国这些命运决战的阵容还强。这足以证明满洲各旗此时损耗过大，严重不满员，才需要动用如此多的番号。
此外，顺治派来的大批满洲近卫护军被生俘，郑军为了给汉人出气，将它们一律剁下一只手，并活活割掉它们的耳朵、鼻子，以“酬答”它们平日对汉人民众的惨暴恶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当年扬州十日的凶手，和凶手的子弟、族人。这些双手沾满了汉民妇孺鲜血的满洲小奴隶主们终于尝到被汉人报复的滋味，全被活活剁下手掌、割下耳朵，然后放生。福州的当地士人们目睹到被弄残回营的满兵惨状，在私人著作《榕城纪闻》中记下了满兵“大败，阵亡之外俱截手足归，虾营去大半（汉族称满洲护军为虾）”的实况。
再说说南京大屠杀：
先说下第13、16师团，在武汉会战大别山阻击战被痛击，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大部分几个月后就去阴间向中国人民忏悔了。
平汉线上激战正酣之际，日军第13、16师团正在翻越大别山，准备迂回包围武汉。
9月17日，在夺取了商城一带之后，2个师团各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南下。第16师团在西，以篠原次郎少将指挥的支队沿白露河河谷而上；第13师团在东，以沼田德重少将指挥的沼田支队沿灌河河谷而上，两路并进。日军担心在山地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因此给两个师团的部队配备了毒气战部队或准备了相当多的毒气素材。比如将临时迫击炮第3大队配属第13师团，临时迫击炮第5大队配属第16师团(日军临时迫击炮大队其实就是专门的毒气战部队)。而两个师团隶属或配属的山炮兵部队(为了山地作战的需要，野炮兵编制的第16师团配属了独立山炮第3联队)都准备了大量的毒气炮弹。
此时，从商城和富金山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第3兵团第2集团军和第71军奉令担任这一带的防守。孙连仲命令田镇南第30军和宋希濂第71军在沙窝、小界岭一带构筑防御阵地，阻击日军第16师团；冯安邦第42军守备灌河河谷新店一线，抵挡第13师团。中国军队的身后就是大别山山脉南北的通道，一旦失陷，武汉难保。
参加此战的中国军队3个军都不同凡响。第71军是血战富金山的英雄部队；第2集团军更是大有来头，这是孙连仲将军的嫡系部队。抗战爆发后，孙连仲带着他们在平汉线、娘子关、台儿庄与日军血战，尤其是在台儿庄，第2集团军以打阵地防御战而闻名，孙连仲也因此获得“孙钢头”的称号。
但是，此时此刻，中国军队兵力严重不足，第30军和第71军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巨大，一直没有来得及休整和补充，第42军只有一个师外加一个旅，3个军的兵力加起来不足4万人。
毫无疑问，这将又是一场血战。
9月18日，日军沼田支队向第42军新店阵地发起进攻。两天以后，篠原支队也向沙窝以南展开进攻。
两支日军都遭到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在沙窝前线，篠原支队强攻中国军队第30军阵地不顺，第71军趁机从侧翼向日军发起猛攻。在守军两面夹击下，16师团篠原支队难以取得突破，反遭到中国军队的包围。几个月前在花园口被黄河水包围的篠原少将尝到了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感觉。进攻新店的沼田支队也遭到了第42军的顽强抵抗，面对第42军仅仅一个师外加一个旅的兵力，沼田支队就是无法取得突破，陷入了和富金山一样的困境中。
眼见进攻不顺，日军不得不将两个师团全部主力投入作战。
第13师团自不必说，就说这个16师团乃是南京大屠杀之元凶巨恶，原任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攻打紫金山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的炮弹炸伤，现因旧伤复发，被迫回国治疗，现任师团长为藤江惠辅。藤江惠辅完全继承中岛今朝吾的凶残暴虐，16师团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各村庄可谓是鸡犬不留。简直就是一群阴狠的蜈蚣，凶残的豺狼。他们9月27日从商城出发，首先击退了篠原支队侧翼的中国军队，打通了交通线，随后向小界岭展开进攻。中国军队第30军、第71军利用地形层层阻击，逐次抵抗，致使第16师团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进展极其缓慢。直到10月9日才突破守军部分阵地。藤江惠辅为了推卸责任，将进攻不力的原因归结于天气不良，使得炮兵不能充分掩护步兵作战。此后，双方一直呈胶着状态。
第13师团29日才出发，10月3日在新店方向展开进攻，一开始进展还非常顺利，逐步前进，战至8日，新店一线中国军队阵地全部被毁，新店失陷。但8日以后，中国军队逐渐稳住了防线，继续阻击日军，战事又陷入胶着状态。日军为了取得突破，再次大量使用毒气弹，第27师师长黄樵松等人皆中毒。
连日激战，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第31师的战斗人员已不足千人。第五战区紧急抽调第26集团军一个师增援。尽管该师并非战斗力强悍的部队，兵力也不完整，但对于兵力不足的中国军队来说，总归聊胜于无。
到10月中旬，日军两个师团仍被死死堵在大别山上，日军用尽所有办法，甚至9月20日以来无一日不释放毒气，但仍无法突破中国军队阵地。日军的伤亡非常大，第16师团第33联队的一些中队只剩下了13人，这些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恶魔终于到阴间去向中国人民谢罪了。
东史郎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日军小队被全歼的事情：河原小队追击逃敌并占领了某个山头。但那是敌人的计谋。敌人边逃边引诱河原小队，在河原小队占领山头的那天夜里，彻底包围了他们。那山全被耸立的大树和齐人高的杂草所覆盖，士兵们连最重要的方向都无法辨认。敌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一步一步逼近，缩小了包围圈，发起了猛攻。小队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关头，已无法逃了。河原准尉很清楚，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可能逃出这重重包围。他下定了悲壮的决心，首先烧毁了机枪，然后把眼镜、地图以及其他重要的东西全都烧光。“想自杀的人就自杀，想在敌阵就义的人就冲向敌军，要脱险的人就逃吧!天皇陛下万岁!”河原小队长喊道。就这样，他们按照各自的想法选择了死亡。
可以说，“孙钢头”之名果然名不虚传。尽管这场阻击战在各种抗战畅销书籍中记载不多，笔墨甚少，但是其意义不亚于万家岭大捷。这些英勇奋战的第3兵团将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令人痛惜的是，在新店以一个师多一点兵力阻挡日军一个师团的第42军军长冯安邦将军于11月3日在襄阳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日军飞机轰炸，壮烈殉国，时年54岁。
日军以两个师团重兵，始终无法翻越大别山，直逼武汉。直到蒋介石下令武汉大撤退，国军主动撤离大别山为止，16师团在10月22日才越过大别山的湖北省界，于26日到达麻城；16师团24日越过小界岭，25日到达麻城，同13师团会师。
当也就在25日，陈诚第九战区的最后一批国军部队已撤离武汉，所以日军试图突破大别山的计划全然失败。
再说说第六师团，打长沙的时候被薛岳锤的怀疑人生：
在1939-1942年日军第六师团，一共三次进犯长沙，当时中国守军将领薛岳利用湘北大地的山川地形，独创“天炉”战法焚日寇，使死伤的第六师团官兵成为南京三十万英灵的祭品。
现在，就讲述抗战三次长沙会战的缘由。
当1939年9月，日军包括第六师团在赣北方向突破国军防线，一路挺进长沙时候，湖南的省会城市长沙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军事战略地位对中国来说愈显重要
对于日本来说，攻陷长沙是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在武汉沦陷后，守住长沙能保卫重庆在内的西南各省，对于维护国统区的领土更为迫切和重要。
面对日军的强大进攻，当时驻守长沙的国军将领薛岳，利用湘北的山地地形迟滞日军推进，包围歼灭日军。
薛岳两次长沙会战的天炉雏形，击败日军
提及薛岳，1896年生于广东乐昌，他的父亲本为他取名薛仰岳，是对民族英雄岳飞的崇仰慕之情，希望儿子能够成为如岳飞一样一个对民族有贡献的人。后来，他为自己改名为薛岳，就是希望能如岳飞一样精忠报国，长沙会战的爆发，也给了薛岳流露才华的平台。
当时薛岳作为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九战区司令长官，面对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包括第六师团在内的10万兵力分三路第一次进攻长沙，采取了以 “后退决战” 战术应对。就是在湘北新墙河、汨罗江一带逐次阻击日军。
最后，日军因后勤补给困难被迫撤退，双方恢复战前对峙线。中国军队由此守住了长沙，粉粹日军一个月攻占长沙的计划。
1941年9月，日军再次集结12万兵力卷土重来，企图又一次速战速决长沙。这一次日军采用集中兵力、快速突击的战术，力求突破正面防线，一举攻下逼长沙。
但中国军队虽然在前期败退，但后期顽强抵抗，从侧后方发起反击，对日军形成强有力的牵制。虽然日军一度攻入长沙城郊，却由于补给不济、伤亡过大，又担心被合围，于 10 月中旬撤退。
虽然在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在战略上看，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毙伤日军约 4.8 万人，但自身损失也较大，伤亡约7万人（含失踪），也没分出胜负，却再次阻止了日军占领长沙的计划。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1941年10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加快了侵略战争的步伐。12月8日，为了开通日本到东南亚国家的石油运输通道，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英军占领下的香港。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动攻击，以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
当时。日军为了打通到越南东南亚地区的通道，决定先发制人，进攻湘北，占领长沙。于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帷幕由此拉开。
天炉战法的内容
当时，守卫长沙的薛岳将军根据前两次长沙保卫战的作战经验，以及湖南湘北地形的特点，在1941年秋布置了“天炉战法”。
薛岳看到，湘北一带水网发达，于是以湘北的汨罗江、平江为据点，大量修建预防工事，建构正面防线。如在湖南岳阳洞庭湖的新墙河边，修建工事为第一道防线，上面由川军杨森领导的第20军防守；汨罗江修建工事为第二道防线，第 37 军、第 99 军防守；长沙第二大内河—捞刀河至长沙城为第三道防线，由方先觉领导的“泰山军”，也就是第10军防守。
这样，通过河流和工事形成“三线逐次抵抗”的格局，乃是“炉膛”。
之后，抽调第 4 军、第 73 军，以及王耀武部队的第74军等精锐部队，隐蔽在长沙东侧的浏阳、、平江山区，乃是“炉壁”。当日军突破正面防线之后，就从侧后方发起突袭。
“炉口”或“炉盖”，指的就是诱敌深入的通道，引入日军进入包围圈。
薛岳给自己战术起了“高大上”的名字——“天炉战法”，这名字出自汉代贾谊的《鵩鸟赋》，大概就是把战场比作熔炉，然后层层包围敌人进入炉子里，把敌人在炉子里熔化了。
因此，简单来说，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乃是诱敌深入的包围战，把敌人包围到炉子里，然后一举歼灭。
普通百姓支持
但是，要“天炉战法”能够真正能发挥，还需要老百姓和平民的支持。于是。根据《第九战区长沙会战作战计划》档案记载，薛岳在战前动员会上曾怒吼：“长沙是湖南的门户，更是南京英灵注视的地方！我们要用日寇的血，来祭奠三十万同胞的冤魂！””
薛岳的决议，乃是全体参战将士的战斗信念，也是动员老百姓配合参战的方针。为此，薛岳将军也号召手下发起全民动员支持前线工作。
百姓也痛恨日寇的凶残，为了保家卫国，湖南、湖北、江西的老百姓帮忙筑防、运粮草弹药、炸铁路桥梁，让敌人找不到补给。当时，平江农民李大爷，连夜带着儿子挖反坦克壕沟，手指磨出血泡也喊道：“日军抢了咱的粮，咱就断他们的路！”
同时，中国军队组织“抗日自卫队”协助军队传递情报、运送弹药。坚壁清野，将粮食、牲畜有效转移，让日军无法就地补给粮食。
这样，通过将士一心，军民合作的局面，以及利用湘北山川地形建立工事防御，诱敌深入，把日寇层层引起炉子里，被我军包围起来焚烧。
天炉战法的实施
现在，看看“天炉战法”的具体实施
（一）新墙河阻击战：“炉壁”延缓进攻时间
于是，1941年12月24日，日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精锐部队第六师团作为中路主力，从岳阳洞庭湖的新墙河发起猛攻，薛岳将军“天炉包围歼敌”的大戏拉开了帷幕。
当时川军杨森的第20军，驻扎在新墙河防线，武器装备落后，大多数士兵使用汉阳造步枪，重武器仅有迫击炮。但面对持有先进武器的日军第六师团，20军以筑造的工事为屏障，与第六师团展开一番激烈的血战。如川军 20 军某连士兵王二狗，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坦克，死前喊“为南京同胞报仇”
在日军的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轰炸下，中国军队在新墙河上坚持了三日三夜，最终第六师团的日军使用毒气弹才突破防线。虽然防守失败，但为我军后方部署腾出了时间，也令第六师团付出了2000余人的伤亡代价。
（二）汨罗江诱敌：断敌补给，燃起“炉薪”
“天炉战法”第二道防线，就是由第 37 军、第 99 军在汨罗江防守，断敌人的粮食补给。当第 37 军、第 99 军做了短暂抵抗之后，就主动后撤，诱使第六师团继续深入进攻长沙。
为了诱敌深入，湖南民众也在中国军队指导下，对日军后方交通线展开大规模破坏：仅平江至长沙的公路，就被炸毁桥梁 12 座，挖掘反坦克壕沟 300 余公里；农民们将粮食藏入山洞，甚至在水井中投放石灰，断绝日军的后勤供给，让日军陷入“无水可饮、无粮可吃”的困境。
这一切如日军战史《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第六师团在推进至捞刀河时，粮弹补给已中断，士兵只能靠抢夺百姓残粮充饥，非战斗减员激增。”
（三）长沙城保卫战：“炉膛”聚火
这样，通过诱敌深入，1942 年 1 月 1 日，第六师团终于抵达长沙城下，对长沙南门、东门发起猛攻。当时，坚守长沙城门是预 10 师师长方先觉领导的部队。
方先觉本人立下了“誓与长沙共存亡”，在他的鼓舞下，第10军在长沙保卫战中流露了惊人的战斗意志力，用手榴弹、刺刀与日军展开激烈地争夺，在长沙城内与日军和第六师团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方先觉的预 10 师士兵，在南门城墙下堆起百姓送来的八仙桌、棉被当掩体，用手榴弹炸毁日军 3 辆装甲车，可谓非常英勇！
据《长沙会战档案史料汇编》记载，1 月 3 日凌晨，日军第六师团第 45 联队曾一度突入长沙城内，但很快被第 10 军反包围，联队长重信吉固大佐被击毙，残部仓皇撤退。
（四）合围歼敌：合围盖炉盖，包围歼敌
就在中国守军与日军和精锐部队第六师团在长沙苦战时候，薛岳下令埋伏在浏阳、平江一带的机动部队发起总攻，正式把天炉的炉盖盖住。
于是，在1942年1 月 4 日，第 4 军、第 73 军从东侧，第 74 军从西侧，对日军形成合围。薛岳用 300 名通讯兵实时传递日军位置，等第六师团全部进入捞刀河区域，才下令 74 军从西侧突进，这样如同扎紧口袋，精准闭合炉盖。
陷入重重包围圈中的日军和第六师团前后被阻断，首尾不能接，仿佛如被闷在炉子里的食材一样，在捞刀河至新墙河的撤退路线上，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被消灭。
在1942年1 月 15 日，日军全线溃退，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功绩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后统计，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共伤亡约5.4万日军。日军大本营在《中国派遣军作战报告》中，为了面子，虽刻意缩减伤亡数字，仍承认：
“此次作战，我军损失惨重，尤其是第六师团，战力短期内难以恢复”。
中国方面，士兵伤亡约2.98万人（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虽然伤亡惨重，却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王牌部队第六师团，亡魂告慰南京大屠杀中无辜去世的三十万同胞。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的胜利，国际意义是重大的。在日军强大攻势下，盟军在东南亚、菲律宾等地战场是节节败退，长沙会战成为珍珠港事件后盟军首次重大胜利。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称其“为同盟国建立极大功劳”。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为此战乃是“同盟国唯一决定性胜利”。最为重要，长沙会战的胜利，直接促使盟国重新评估中国战场的价值，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加大对华援助。这样，中国抗日不再是孤军奋战，与英美的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国内来说，长沙会战的胜利也使国内舆论沸腾。《新华日报》立即发文，赞扬此战役彰显中华民族抗敌的决心，鼓舞中国军民抗日的斗志。
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战术的灵活性和强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军部也不得不承认“天炉战法”使皇军陷入了“无底泥沼”。天炉战术也是抗战中少有的包围歼灭战的典型范例，成功印证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智慧，乃是宝贵的军事防御战理论和经典案例。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第6师团投入9个步兵大队，野炮山炮4个大队，可以说是该师团主力作战部队基本都出动了。
根据日本第11军统计，日军第六师团总死461（28），战伤1388（54），伤亡总计1849人，损失惨重。而国民政府统计该师团伤亡超 5000 人，是否是日军为了面子刻意掩埋数据，不得知。
之后，日军第六师团在1942年后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在布干维尔岛战役中被美澳联军被包围消灭，活着也是被饿得如骷髅，最后向澳大利亚军队投降，从此消失，结束了罪恶的历史。
最惨的是第18师团，在缅北战场被孙立人、廖耀湘锤的几乎全军覆没：
中国兄弟，你们胜利了，不要再追了吧！”
这是几近全军覆没的日军第18师团的残兵败将，在败逃路上用传单和木牌发出的哀求之语。在与中国军队孙立人、廖耀湘部队交手后，日本人意志彻底崩溃，18师团实际上被屠戮殆尽。
对中国战场态度骄横的服部卓四郎在战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罕见的沮丧承认：
“（18师团）各联队陷于四分五裂状态，已经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战斗，每个步兵中队的兵员减到10名左右。这时敌军也不断涌向孟拱、密支那方面”
当然，虽然是近于全军覆没的惨败，但毕竟是败在中国人手里，日本的面子话还是要说几句的
“第18师团从去年10月末开始激战以来，虽然丧失了大部分将士，但还能在田中师团长的统帅下，保持着严格的军纪和不懈的斗志，完成了转移任务”
可见，即使是这种高级别的大部头日本战史，也不得不承认18师团被干掉大半了。当时全师团一共27个步兵中队和9个机枪中队，按每中队幸存10人计算，18师团存活的一线士兵不到400！
当时国军新22师师长廖耀湘，亲眼目睹战场上日军尸骸遍野的样子，兴奋的致电蒋校长：
“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后修撰的战史丛书《缅甸作战》记载，18师团在整个缅甸战场，一共累计有20393人毙命，相当于起初全部在编兵力都死掉了。这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军人的战果。因为18师团同英军的作战，只有一个敏铁拉机场反攻战算是最大的仗了，18师团也不过战死失踪1000余人。剩下的基本都是中国军队的战果。
而日寇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却微乎其微。
不光是18师团，还有协同18师团的49、53师团，也惨遭中国驻印军的毒打。以日方记载53师团“敦贺联队”（第119步兵联队）为例，该联队3000官兵去救援战败的18师团，结果一场交手就有1500人送命，再加上伤的病的失踪的，一个联队几乎剩不下几个，幸亏逃得快，不然敦贺联队就得成历史名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