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基层法院工作至今三十六年了，在体制内硬刚县委书记的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法院有一个奇葩当事人硬刚县委书记的倒是亲历过一个。
我县是人口二十几万人的小县，但却是信访大县，内里有一批涉法涉诉案件当事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申请被驳回、申请抗诉又被驳回，他们不管什么法律程序都走完了，只要法院判决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就生命不止、上访不休，其中又更有三个杰出的当事人。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就是三个杰出当事人中的最杰出的那个。
某镇A当时年纪七十多岁，本人长得倒是人模狗样，是个天天吃斋念佛但却不干人事之人！他有一个几万元的申请执行案件，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家中没有任何财产，案件难以执行到位。A说法院不作为，由此走上长期赴京访之路。而之所以A会去北京上访，因为此前他们家的几件事情，都因为他到北京上访，当地镇政府为了稳控，不得不给了他许多额外的利益来安抚他不去北京上访，A由此而尝到了甜头。因此，本来正常的案件执行，A却以到北京上访，来向县法院和当地镇政府施压。
我当时正好分管法院执行局，也和县政法委书记以及当地镇政府领导到北京接访，通过几天做工作，将A劝回来了。后来，又迫于上面控制进京上访的压力，无奈之下，以困难救助的名义由当地镇政府给了点钱解决其生活困难（其实，他生活根本不困难，在镇上有房有店铺，在外放贷都有二、三十万元）。哪里知道A并不领情，不但要求拿到几万元执行款，还要求支付双倍迟延履行利息，另外，还有他这几年的上访损失费用没有给，A狮子大开口总计开出了十多万元的帐单。
县委政法委时任书记和镇领导、也包括我在内的法院领导，都认为坚决不能支持。哪知道2006年左右，A居然搬了一床竹席，睡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时任县委办主任打电话叫来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带来了治安大队长等人，我也带着两名执行局法警赶到了县委书记办公室。开始县委书记一直笑眯眯的，挺和气，毕竟他也知道A是一个极难缠的角，不大想与他发生直接的冲突。他先让简单汇报了一个案件，然后叫我把这个执行案件款是多少、迟延履行利息是多少算出来，也就大约七、八万元（具体数额忘记了）。
县委书记拍板说，这七、八万元由镇政府拍垫付给他，其他上访损失不能给。哪里知道A一边盘坐在县委书记办公室地上竹席上，一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佛珠，根本不理睬。县委书记见状心想，要不就加万把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于是说“老A啊，这样吧，你也不用说十几万，我们再给你加上一万元，你去签个息访协议就算了。”A终于开了口，他说钱一分不能少，要少一分钱门都没有。
县委书记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老A啊，县里上访的人不只你一个，但象你这样搬床竹席睡在我办公室的还是头一个。如果个个上访户都搬床竹席睡在我办公室，我都按你们说的要求照办，我这个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你也要想一想我们的难处，多十几万元少十几万元对县财政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头真不好开啊！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做事不要太过份了！” A还是象一个活菩萨，盘坐在县委书记办公室地上竹席上，装模作样地念着佛珠。
哪知道县委书记也是个狠角，他毕竟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他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到了隔壁的会议室，县委办主任步步紧随其后，过了一、二分钟，县委办主任打电话叫公安局长、治安大队长和我三个人一同到会议室里。只见县委书记脸色铁青坐在会议桌主席台位置，他问公安局长怎么办。公安局长面露难色说A年纪七十多岁，又有高血压，本来他多次无理取闹早想打击他，就是担心他死在看守所里。县委书记冷冷地哼了一下说，你担心他死在看守所里，那他这样天天睡在我的办公室，你就不担心他死在这里吗？！
县委书记转头又问治安大队长，A这种行为够得上怎么处理？治安大队长说，A严重扰乱机关单位办公秩序，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走刑事程序较为复杂。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劳动教养，但是又恐怕劳动教养所不收押。县委书记对公安局长说那你们这么办吧，某局长亲自去与劳动教养所协调，无论如何将A收押，如果A真的会病死在劳动教养所中，所有的赔偿款一分不少由县政府负责承担！这件事情你们要当作县委交给你们的政治任务来无条件完成。
公安局长无奈领命而去，治安大队长又调来几个警察，将A强行带离县委书记办公室。县公安局很快作出决定，对A实行劳动教养一年，并通过前期协调工作终于将A送劳动教养所收押。A在劳动教养所坐了几个月，血压也确实不是一般的高，劳动教养所最终决定让A所外执行。
A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终于明白锅是铁铸的，县委书记办公室是睡不得了，他终于消停了好几年。几年后，时任县委书记因受贿问题被判刑入狱，A开始又跳了出来，继续三不了四不休上访至今，每逢”两会“五一、国庆等重要日期，他就要去北京上访，不过，县委书记甚至镇党委书记办公室里他再也没有睡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