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好问题，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历史依据。
关于汉匈间人口流动这一问题，21世纪以来史学界研究较多。
王庆宪有一系列的文章讨论到了汉匈间人口流动的问题，而这一系列文章研究的重点都在于西汉流入匈奴的人口。
包括《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
入秦以后,中原居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二三十倍,已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经秦末激烈战乱,“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灾难更加深重。极度窘困的处境,造成当时中原黔首多有“亡在外者”。故中国境内,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在秦末形成过一次高潮。
......
第三次高潮始于汉元帝时期。刘彻攻略匈奴,也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那些无以为生的人口被迫出逃。至王莽乱政时更甚。前48年“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汉书·冯奉世传》曰:“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正如侯应所说,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人。此前他们因经济物资等原因入汉安居属国,这时因生活处境恶化而叛汉亡入匈奴。中原人大批北入匈奴的原因与此略同:前33年,郎中侯应说:北部的障塞屯戍并不仅为防御匈奴,也用来防止中原人北逃;以往汉军出塞攻略匈奴,将士吏卒多有留居不南还者,而其子孙家属仍在中原,因生活非常贫困都想逃亡去投奔亲戚;还有很多“边人、奴婢”,其处境也非常“愁苦”,欲亡者多,且常有亡者。那些欲亡者都说:“闻匈奴中乐无奈侯望急何!”
——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1]
《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
根据《史记》 《汉书》所记载的实际情况,深入理解前文西汉郎中侯应所上汉元帝书,当时西汉军队出塞攻略匈奴,很多将士留没不还,其子孙亲戚仍在中原而生活贫困者,都愿意亡出塞外,去投奔亲属;边境郡县需要承担十几万大军屯聚出发、安置负伤疾病人员及力役牲畜等的巨大压力,还须迎送木彗车,存储转运大量的军粮兵器辎重等等,是数额巨大的人员及物资的集散地,各种矛盾都显得更加突出,而且封建王朝也更加重了对这些地区的严酷统治,所以边境居民尤为困苦。《汉书·酷吏传》所载:“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就部分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中原居民被繁役苛税及贪官污吏侵渔,往往沦为奴婢,其境遇也是非常悲惨的,董仲舒曾借秦朝的社会危机(矛盾)向汉武帝讽谏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接着,《汉书·食货志》又以凄惨的笔调记述道:“[董]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陷入这种水深火热的中原人口若有时机,无疑都愿意亡出塞外去谋求生存。故前文侯应所谓:从军者亲属、边民、奴婢们愁苦,欲亡者多,且时有亡出塞外者,就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王庆宪《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2]
相关的著作还有《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3]，《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等[4]。
而近年的更多学者，则利用张家山汉简和甘肃出土的简牍资料等，对当时西汉逃亡匈奴人口进行了分析，如：
汪贵海《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
居延简· “士吏上官隆捶击熨长。 ” 部分军卒挺而走险， 去署逃亡，若回家乡内地必被捕拿治罪，而万一逃出塞，进入匈奴、或可稍改境遇，故有伺机越塞入 匈奴希冀得以更生，汉简中数见此类事件之内容：
汉代，国家为对付人们逃亡匈奴这一间题，所建立的防亡系统亦可谓相当严密了。然专制制度下之酷苛统治与压迫，终使众多的贫民无法生存，于走投无路之下，而有念“异土”为乐国者，边塞线上“亡人赤表”频频发送，足见通过西北边塞逃入匈奴的人是相当多的，上引数条简文尚仅为居延一地之现存记录，在漫长的“华夷”交界线上时刻伺机外逃者的数目就无法统计了。无怪乎当有人建议废弃塞墙之时，侯应在朝延之上力数种种理由坚决反对了，严密的边塞防卫系统，一可御匈奴等外族入侵，二可止（至少是减少）汉人外逃，以配合汉政府对人口的有效控制，不使之外流。与此同时，匈奴却在极力吸收中原汉人，以壮大自己，提高增强与汉对坑的实力。匈奴在与汉相接之边境近处设“区脱”（服虔曰：“区脱，土室，胡儿所作以候汉者也。”师古日“匈奴边境为候望之室。”）其作用盖与汉边塞上的亭隧相类似。匈奴之驻守区脱者时常突入汉境，掳汉人获得汉之情况，了解汉之局势、军情等，《汉书·苏武传》“后（李）陵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 ”武帝去世的消息，就这样被匈奴人获悉。居延简中亦数见有关小股匈奴骑兵突袭亭隧掳人掠物之后又迅速逃回之记载。正因为区脱距汉边塞最近，又有匈奴人驻守，亡逃之汉人进入匈奴后之第一站可能就是这些土室了，由这里再转入匈奴大本营，彻底摆脱汉之追捕。因之，在无形中区脱兼而充当了接应外逃汉人的角色。
——汪贵海《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5]
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这位“习边事”的“郎中侯应”所述列十条中,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都指出了长城防务对内的功效。特别是:
第六条“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
第七条“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
第八条“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
所谓“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显然都是针对“亡人”的。而国务军务最高决策集团对于北边的经营,是有控制境内编户齐民“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的考虑的。
郎中侯应指出北边“亡人越塞”主要有三种身份: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
我们看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是前代“亡人”,其“子孙贫困”欲“亡出,从其亲戚”者,只是继承前人。“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所谓“闻匈奴中乐”,也说明自有先行“亡人”传递引导性的消息。
——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6]
此外，讨论从西汉统治下逃进匈奴治下的，还有侯宗辉《汉简所见河西边郡“盗贼”考论》等文章。
参考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