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族主义叙事的立场上，肯定是老朱的政策结果对于汉民族更好啊。
唐朝前期的大扩张属于典型的无效扩张，并没有有效的扩大汉民族的生活空间，举个例子，在燕云地区的桑干河流域，唐朝的城市数量非常少，不但不如汉朝，甚至还不如辽国时期。这证明在唐朝时期，燕云地区已经是事实上的游牧部落势力区。唐朝实行的城傍政策让游牧民族部落靠近汉人生活区，挤占了汉人的生存空间，虽然朝廷可以利用游牧部落的武力，但国家一旦衰弱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与东汉接纳南匈奴部落一样都是昏招。
唐朝对于胡将的无限制接纳和对于胡人文化的包容，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直接诱因。太宗时期，朝廷5品以上官员一多半是胡人，以突厥人为主，这帮胡人在京城为非作歹，让长安人怨声载道，甚至发生过阿史那胡将预谋刺杀李世民的事件，此事之后，李世民对于胡人的宠幸也收敛了一点。
宋朝的很多政策就是对唐朝制度的反思，以文驭武是，民族政策方面也是。某些人站在今人立场上对宋人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
与之相比，明朝政府的很多政策，是实打实的扩大了汉人的基本盘。比如，明太祖对于被征服民族的强制同化政策，40万户蒙古人融入了华夏，来自中亚波斯的回回也放弃了原来的语言改说汉语，通过大规模移民，奠定了今天汉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些政策都是功在千秋的。
汉民族下一次大扩张，是在满清朝廷控制力薄弱后的三大移民潮，即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这些汉人移民潮放在清朝前期，满清帝王绝不可能让其发生，清朝不但禁止其他民族与汉人接触，还禁止其学习汉语。比如乾隆时期，有个将领想让索伦人学种地增加人口，但因为不能找汉人教，就从新疆找了一批维吾尔农民，因为不能接触汉人，就绕道外蒙古去呼伦贝尔。在教会了索伦人种地后，索伦人感慨说从来没有这么富足的年成，给官员说皇恩浩荡。乾隆知道后大发雷霆，说索伦人生活好了还怎么保持彪悍的战斗力，下令立刻铲除田地，遣返所有维吾尔农民。索伦人只能继续保持艰苦的生活为大清出血税，好一个“皇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