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离江油200公里，真有人结对去挨警棍的，还带了羽绒服。

政府部门长期懈怠，官僚主义，不作为的结果。教育局，公安局自不必说，还有学校，残联，妇联这些机构长期不作为的后果。一旦出了事，老爷们第一个反应是压，是按，是捂嘴，从来不是考虑的公平正义。脱离群众了，就是官僚主义，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些当官的从来没想过对群众负责。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不好多说。有个警察居然还让被害人家属去私下解决，TMD！这是能私下解决的？有没有良知和法律意识？我私下解决也是法，刀法！你也让我私下解决？这种人不配穿这身警服！

江油人是侠义、勇敢、善良的，如果我辛苦加班转移支付到这些人头上，我是心服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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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我的转移支付变成警棍的电费了？

整件事透露着一种诡异的愚蠢，就像是把脚气治成了截肢。

辛亥革命前有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叫保路运动。最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然后湖北，广东，四川人民也积极行动起来，这些人民创造了历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我一直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血性，有骨气的！

对三个小畜生电子脚镣+监视居住总行吧

现在这堪比罚酒三杯，怎么服众？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可以引述一下，具海根教授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论述，“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触发的劳动冲突，当它们触动到工人脑海中这种深深的“恨”时，就可能迅速燃烧成为暴力性的抗议。”

“……以“恨”为基础形成的团结的界线与阶级的界线并不一定重合，毋宁说，它包含了所有那些因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人。不过，当工人阶级以“恨”的语言体验到阶级压迫时，这种语言就会给他们的反抗增加更强烈的情绪化特性，就会深化他们的团结感情。”

韩国工厂工人时常用“恨”一词来解释他们的日常体验和表达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他们谈论降生到一个贫穷家庭的“恨”和没有得到更多教育的“恨”。对在工作中体验到的受到专制主义非人对待，他们还有着共同的切肤之“恨”。“打工仔”、“打工妹”这种蔑视性的标签也造成了他们很大的“恨”。例如，东一纺织公司工会分子1977年发表的决议写道：“东一工人因社会的冷酷对待和雇主的欺凌而受苦，因贫困之恨、未受教育之恨和未能住上别人那样的好房子之恨而受到折磨，他们甚至受到了他们的[官方]工会的欺骗”(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71）。在1987年发动大规模成功的示威后，现代公司工人宣布：“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和全国工人新生的日子，克服了他们的恨，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场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未来的伟大、庄严的进军”（Lee Soo—won 1994，103）。

“恨”当然不是一种阶级语言。它并没有包含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化本质的意识，也没有包含实现与资本对立的、工人的共同阶级利益的意识。然而，它是一种增强不公正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道德语言。换言之，“恨”是一种精神反抗语言，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某种特定的局面，把它当做是自然的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那么“恨”就不可能发生。在“恨”这种感觉之下，是平均主义精神和对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历史合法性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反抗。“恨”这种语言，通常能强化有过同样苦难经验的人的受压迫感觉，促使他们形成强烈的亲近感。因此，尽管“恨”不是阶级语言，但通过其对社会不公正的独有感受力，它可以提高阶级意识，增进阶级感情。

对于正在街头寻找客人的妓女，一名工人曾发表过她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好地说明了“恨”这种移情作用浸透着不平等意识：“你们跟我来自同一类人，都遭到了这个社会的抛弃。但像这样生活，不对把我们当做蛆虫一样对待的世界进行抗议，这样做对吗”(Kim Kyǒng-sook et al. 1986,106)。她接着说，“我想踢烂这个可恶的世界，是它让我们做出牺牲来保持它耀眼的光环。尽管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明白，这只会让我可怜的小脚受伤。但人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也是人。”以“恨”为基础形成的团结的界线与阶级的界线并不一定重合，毋宁说，它包含了所有那些因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人。不过，当工人阶级以“恨”的语言体验到阶级压迫时，这种语言就会给他们的反抗增加更强烈的情绪化特性，就会深化他们的团结感情。

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触发的劳动冲突，当它们触动到工人脑海中这种深深的“恨”时，就可能迅速燃烧成为暴力性的抗议。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常见的情形。当“恨”被激发后，工人之间的团结变得更加强而有力，抗议者通常故意煽起这种情绪化的感情，以便保持强烈的战斗精神。例如，就在预计警察将在1979年8月10日发起凶暴攻击之前的一个晚上，Y.H.商事工人朗诵了一份决议书，这份决议包含着比决议更情绪化的内容：

所有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我们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进入这个冷酷的社会，作为产业大军努力工作。尽管我们由于未受教育而受到了社会的鄙视和很坏的对待，但我们只怪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们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尽量攒钱给我们的弟弟妹妹，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寄钱作为我们弟弟妹妹的学费，作为我们父母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对此我们很愉快和很自豪……从现在开始，谁将向我们的母亲提供医药费和向我们的弟弟妹妹提供学费呢？（Chǒn Y.H.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öpuihoe 1984, 233~234)

工人这时候纷纷流下了“恨的眼泪”，在场的报纸记者和其他观察家也流下了眼泪。

这种情绪化的呼吁在曾经领导70年代工会运动的女工中引起的反应特别强烈，但做出这种反应的并不限于女工。当男工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同样是很情绪化的。他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更全面、更广泛，而不是专注于经济问题。经常与韩国工人的自发罢工或静坐示威同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很多可以理解为“罕布里”（解恨）的一种形式。事实上，随政治控制突然解体而来的、1987年夏爆发的大规模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罕布里”的一种展示。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人向管理人员和雇主发泄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愤恨和怒火，力图通过威胁和羞辱他们来获得与他们的平等地位。所有这些事件，显示了地位压迫及其所产生的压缩性的“恨”感情在韩国社会工人阶级斗争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南韩政府将罢工的原因与罪责统统留给左翼学生，但实际上，韩国劳工的行为是韩国生产关系下必然的结果。正如具老所写“一名工人用愤怒的语气声称，“唤醒我们的不是‘鼓动’或‘幕后操纵’，而是我们极差的生活条件。这教会了我们一切””

……政府声称，九老工人的罢工是被左翼学生煽动起来的，他们渗透到这个工业区，目的是鼓动天真无知的工人，造成社会不稳定。管理人员也告诉他们的工人，他们受到了亲共学生激进分子的欺骗和利用。为了说服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工人，一些公司从他们的工会官员中征查出学生出身工人，并用一个大布告牌将他们的名字展示在罢工工人面前。大众媒体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假工人”在组织这次有政治动机的工人斗争中的作用，与政府和雇主串通一气。
大多数工人对这种指责肯定持怀疑态度，但却因此害怕而不敢参加罢工。不过，有很多工人愿意承担参加罢工的后果。工人对媒体描述他们的方式感到不快，似乎他们“只是无法捍卫自己权利的笨蛋或者说傀儡”。一名工人用愤怒的语气声称，“唤醒我们的不是‘鼓动’或‘幕后操纵’，而是我们极差的生活条件。这教会了我们一切”(Um Hyun-young 1986,153)。
……显然，将九老团结斗争的发生仅仅归因于激进学生的鼓动，歪曲了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工人不是被学生鼓动家骗进这些集体行动。正如工人自己所说，他们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曾经受到的各种虐待使他们愤怒和容易激动。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是带来变化的惟一希望，才使九老工人猛烈地战斗来捍卫自己的工会。此外，还有一些环境方面的因素，使公司间的团结斗争成为可能。生产工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大小相对有限的工业城之内，从人口学和社会特征看劳动队伍具有相对同质性，该地区内很高的工作流动性等，都增进了该地区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和沟通。

而在具老爷子眼中这种仇恨的突然爆发，以韩国为例，就是著名的韩国劳工运动里的1987年“劳工大攻势”，

然而，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冲突的一次自发性、无组织、无协调的爆发。尽管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某些差别，但数以千计的劳动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在全国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劳工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当然，这并非韩国工人第一次显示出其爆发性的特质；这种情况在朴正熙被暗杀留下政治真空之后的1980年春也曾发生过。不过，这一次劳动冲突的规模要大得多，范围要广得多，战斗性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效果也大得多。
……从很多方面看，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工人长期积累的“恨”爆发和释放的时刻。换言之，它是当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和怒火得到表达时，工人以一种冲动、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极大地展示他们释放出来的“恨”①。几乎1987年夏天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非法的行动，因为工人故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的强制冷却期和其他有关罢工的法律要求。工人对正常的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感到不满意，而是诉诸更具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由于工人对卑鄙和傲慢的管理人员和雇主进行报复，所以经常出现暴力行为。有些雇主由于害怕受到身体上的威胁，被迫对工人的漫天要价做出让步。一位韩国劳工分析家曾描述说，1987年的暴力性劳动冲突类似于由工人发动的一场“阶级战争”，他们对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的压迫性劳工体制怀着深刻的不满并被突然地赋予了权力（Song Ho Heun 1994b）。

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推荐……不，应该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翻阅一下的，正如《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开篇引述的汤普森老爷子的名言。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

“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对劳工群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两步，至于“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这个不需要管，资产阶级会帮我们创造出来。

有些时候，阶级意识的觉醒是非常迅速的，正如具老爷子的所写，“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而到了九十年代，却让“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

……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年1月21日）将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年1月17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顺从的国家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 nie Rosenfeld, 1990: 23)。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25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100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工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21~22)

总之，我是推荐大家阅读的。

这件事情根子上根本不是市级层面能决定的，问题出在意识形态上，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最崇洋媚外的是文艺juan和法律juan，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化法律，法律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害，而不是保护犯法的未成年人。法律juan的人是不懂吗，不，他们很懂，就是为了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而已。正如现在的诬汉大学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