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的时候，青年们对他们所处的的日常生活感到愧疚，认为他们自己是「加害者」，因此参与了反对日美同盟和声援各地解放与反殖民作战的行动；今天的日本经济陷入停顿，虽然日本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自民党的不满终于爆发，但是他们身上的愧疚感彻底消失了，抱着“中国/韩国夺走了我们本该有的美好生活”想法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成为了参政党的拥趸。至于“宏大叙事”，我不了解别的领域，单从二次元来看，世纪末的二次元作品，因为创作者在青年时代参与过政治活动，大多有许多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而新世纪以来，即便是反映社会政治的作品，也大多从隐喻的角度（例如《铃芽之旅》），而那些直接谈到社会政治的作品往往被指责“低级可笑”，例如《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里斗财阀的剧情。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化。至于参政党的宏大“叙事”，就现在来看连口号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叙事了
在二战以后，成长于明治与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认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只是对正常状况的偏离，军人的独走引发了对外侵略，如果限制军人的所作所为，那么日本就不会走向深渊，他们认为“二二六事件以来，日本选错了应该前进的道路。急转直下、无视自由的运动（虽然最终是利己主义，但表面上看是那样）兴起，与此对抗的真正的爱国者，倒在冰冷的剑锋下。权力主义者为自己的胜利所驱使，将日本引入无法得到救赎的道路。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只是利欲熏心……通过战争来确保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惜以牺牲我们深爱的祖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现在开始失败了，我们真正热爱的祖国以及善良的国民将成为引路人。”
然而事实上，当时许多“自由主义者”都顺应潮流，即使不支持战争，也很少反对，只有如斋藤隆夫这样的义士选择在议会中质问军部，为大正自由主义做了墓志铭。在战后，许多人转而支持日美同盟。大正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原是大都会的中产阶级，不乏华族和富贵家庭出身，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里他们和其他政治精英们一同主持政局。“宪政常道”来自于明治精英的共识，当渴望升迁的平民军人崛起时，他们缺乏制止军人的勇气。在战后大部分人转向了保守主义的轨道，因为后者（即自民党）此时聚集着战前的精英。昭和一代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他们厌恶大正时期流行的教养主义文化，歌咏“星星”、“堇花”、“少女”的“星堇派”浪漫诗人，不反对战争，也不解决战后的饥饿问题，充其量只是社会的一点注脚，不能是知识分子的方向。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例如，津田左右吉于1948年有如下主张：“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发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本质，并由此来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津田认为，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但是，年轻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认为。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
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这样的话，即便恢复到大正时期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再者，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1945年8月，当战败已成定局，日本内务省在备忘录中写道，为了战后安定，必须努力压制离间军官与平民的言论，战争的责任必须由军民共同承担，否则将会危及帝国前途。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首相东久迩亲王提出“一亿总忏悔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目前的主要目标是遏制国民素质的进一步下降。斋藤隆夫听闻后愤怒地反驳，所谓的“一个不漏的忏悔”这种论调，无非是在给军部和军国主义战犯开拓，塑造一种“帝国政府与军队只是忠实执行了民众的意愿”的叙事。战后反对侵略、要求反思的人们强烈地反对这种表面上主张反思、实际上为罪犯开脱责任的做法。渡边在日记中写道，要烧毁皇宫，揪着天皇的头发，让他回忆自己的罪行。就这样，废除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确立主体性成为了反对侵略的人们的诉求
之后，“一亿总忏悔”一词渐渐成为当政者掩盖责任的代名词。1946年3月，新日本文学会东京分会通过《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宣言，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履行‘一亿总忏悔论’”，“那样的话就变成人人有责，从而掩盖掉部分人重大且直接的责任”。该分会还列出有战争责任者的名单，高村光太郎、火野苇平、武者小路实笃、小林秀雄、保田与重郎等人榜上有名。
“一亿总忏悔论”的存在给战争责任论带来了某种制约。如第一章所述，丸山真男在1946年5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已经提出“‘残酷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是一般士兵这一事实无法掩盖”。然而，进步人士渐渐担心丸山这一观点将会与“一亿总忏悔论”趋同，所以在论述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时有所保留。
一般国民没有被追究责任还有一个重大理由。就像上面的读者来信一样，当时最盛行的论调是，将追究当政者战争责任的伦理依据诉诸认认真真为战争服务，并为战争付出巨大牺牲的一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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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思想主张确立“主体性”和废除“天皇制”。同时，还要求追究战争责任。 事实上，这三种主张是一体的。因为如第二章所述，所谓“主体性”是指拥有责任意识且不附庸权威的精神，而“天皇制”便是权威的代名词，战争责任问题也意味着唤起责任意识。不用说，这三个问题意识的交叉点便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因此，战后初期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并不是否定日本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摸索以天皇为中心的战前民族主义的替代，即新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对“日本”的“忠诚”导致对天皇的“叛逆”这一复杂现象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而到了60年代，在日本国民的思考中，对战争问题的认定又发生了变化。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部分人经历了战争，甚至参与了战争，他们或是因不愿责备自己而不想去思考一般国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或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也经历了亲属离散、美国轰炸、饥肠辘辘而认为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到60年代，战争的疮痍已经消失，日本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在他们当中，反而产生了负罪感。他们感受到，今天日本的发达，与曾经对朝鲜半岛与福摩萨的殖民、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掠夺是相关的，他们客观上在享受着过去掠夺带来的“战利品”。而今天的日本，还在越南战争等事态中充当帮凶，这令他们感到良心不安
这种罪恶感不仅在战后反思的问题上，也在于国内。在一本题为《我的学生生活无悔》的书中，有一位学生对教授和同学提出如下批评：「大学生是在许多年轻人被牺牲下而被选出的少数者，从而，这些少数者是否意识到在社会上必须担负的角色？在现在的社会中，大学生之所以能接受大学教育，需要再次强调，是因为牺牲了许多贫穷、身体孱弱的人。」他们对在升学竞争中踢落同学考上大学一事，抱持着强烈的罪恶感与加害者意识，并认为这种状态是必须打倒的不正常「体制」
在60-70年代的社会风潮中，加害者责任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词汇，不仅二战时的日本人是加害者，越战时的日本人也是加害者，连挤占了贫民生活空间的市民们也成了加害者。“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说法，原是从日本国内发源的
如第十五章所述，越平联代表小田实于一九六六年指出，日本在越战中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这一年越平联邀请美国反战运动家，召开「日美市民会议」时，小田主张「面对美国，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但面对越南时，日本则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亦即，日本无法违背美国的命令，因此成为被害者，但因接受美国的命令，所以面对越南又成了加害者。
小田会如此主张，有他个人的判断。在此之前日本的和平运动以太平洋战争中受害体验的记忆作为主要原动力，但一九六六年时，战后出生且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世代已经成长为高中生。小田除了身为作家外，也以补习班的教学工作当作副业，因此有许多机会接触年轻人。
在一九六六年的对谈中谈到，「我某次向学生们提到，岸信介过去是战犯，他们的反应是：啊？岸先生原来是战犯呀？这反倒让我吃了一惊。」「面对岸信介，我是被害者，但说见到他就感到反胃的这种说法，好像已经行不通了。」他从这种认知出发，认为立基于被害者意识的和平运动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改以加害者意识的觉醒为诉求，希冀创造一套说法传递给不知战争的青年们。
小田此种「被害者＝加害者」论，给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世代造成重大影响。当年十九岁，在米子市阅读小田文章后成立「米子越平联」的女学生水田风（音译，水田ふう），于一九九六年如此回忆：
「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天之骄子世代……成长过程中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反对战争！』（拜这种『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之赐，我一直坚信『只要大家都站出来反对，就能阻止战争。』）」「读了小田实的文章〈加害者的逻辑，被害者的逻辑〉（对吧？），我非常吃惊，心想：『呃，我是加害者！』『得做点什么、真的得做点什么』（这是用米子的方言说）。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然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论，以不同于小田意图的形式在青年之间流传。立命馆大学全共斗的支持学生高野悦子的手记，在她自杀后出版成《二十岁的原点》一书。书中她写道[121]，「面对京大生和东大生，我带着自卑情结。……一方面带着优越感，同时又带着自卑情结；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对处于升学竞争洪流中的高中生，及根据成绩被分级的大学生而言，将自己定位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好符合自己的亲身感受。东大斗争时，赞成全共斗而以「造反教师」闻名的东大助教授#7折原浩，在斗争爆发之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对东大生们如此写道[122]：「诸君能对自己的一流成绩感到开心，或能以成为『名门大学』的学生而自豪，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苦恼成绩不好的学生，或者不存在『非名门大学』，还会有这种状况吗？这其中存在问题，想必诸君自己也察觉到了吧。」
面对因经济因素而无法继续升学的同年级生时，他们同样会有罪恶感与加害者意识。当时全共斗运动的某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陈述：
「那个年头不继续升高中的理由，并非不会读书，或者讨厌学习、没有兴趣等，而是家庭环境的影响，那影响很大。」「因为经济上没有余裕，所以很多人打算早点工作，减轻双亲的负担，但不只如此，有些有必须继承家业的压力，那种压力之大，现在有点难以想像。农家或商店的孩子身上背负着强大的这种压力。」「今天升学率飞跃式的提升，升学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因此也没必要再去感受那种『让我去上大学』的内疚了。」
尽管身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他们中学、高中时代的日本尚属新兴工业化国家，仍有许多贫穷家庭的子女。当时的运动者在二○○○年表示，「那个时代，还存在着贫穷这种事情啊」，「缴不出学费等等……无法负担餐费，结果级任老师瞒着替学生支付，那是个彼此都能理解贫穷之痛的时代。」
日后以赤军派女性运动家前往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在一九八三年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生于小商店的贫苦出身：「〔父亲〕说『不要变成那种以金钱解决人类价值的人』，但偏偏他每天都无法筹出第二天进货的钱，落得我连餐费都缴不出的窘境。……自升上小学起，即便缴不出餐费的孩子总是那几个，老师仍旧会说『没带钱来的人举手』，我对这种无心的惩罚感到愤怒又悲伤，为了避免这种屈辱，心中不断思考各种计画。」
高中毕业后重信进入公司任职，但她仍记得「公司中不断发生不合理的事情。即便表现得吊儿郎当，大学毕业生就是大学毕业生，即便为了他人认真负责，仍旧被说不过是高中毕业，那道分界线已经决定了人的命运。」之后她进入明治大学夜间部，她回忆道「思考着能否为了他人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参与小型、亲切的运动，之后参加学生运动，接着是赤军派，到现在跨越国境。」
日后成为联合赤军领导者的永田洋子也如此回忆，「上小学后，知道这个社会上有贫富差距，为此感到心痛。因为有的同学缴不出远足费、餐费、教科书费。对那些缴不出餐费的人，有些同学会说：『你没交餐费，所以不要吃餐点』，这种事不在少数。我对这种发言感到非常生气，还曾斥责过做出这种发言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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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设定为「日本人」来进行的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变成了将「日本人」整体视为「加害者」谴责的风潮。当小田实在一九六六年的日美市民会议上提出「被害者＝加害者」论时，加害者与被害者是一体的。小田的逻辑是，士兵因为被国家动员，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而先是成为被害者，之后在侵略的现场又成了加害者。对于在战争中遭受过大坂大空袭的小田而言，被害经验是不可欠缺的要素。
然而，在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后，出现了与此不同的倾向。没有战争被害经验的年轻人们，在书本上学习歷史，往往倾向于抱持「日本人」整体是加害者的认识。
其中一个象徵性的变化，是对于原爆被爆者态度的变化。被爆者，象徵着军国领导者发动的鲁莽战争下的日本的被害者。日本是「唯一的被爆国」这样的说法，也在一九五○年后的和平运动中被频繁地使用。
然而，一九七一年二月的杂志投稿〈对于朝鲜人被爆者的责任〉一文指出，一九七○年末，十四名朝鲜人被爆者主张「因为是身为日本人遭受原爆，因此治疗、补偿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而来到了日本，但日本政府将他们视为「非法入境者」逮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包含『新左翼』在内，许多人过去说的『国际主义』」很明显地沦为空谈。「我们日本大众，对于长崎、广岛的原爆．被爆者问题，在『迈向和平的原点』、『不要再有下一个广岛』式的，屈服于帝国主义与一国社会主义特权官僚权力的核威胁的基调上，草草了结在『对于和平的祈愿』的层次中」，对此，朝鲜人被爆者「不只是对于日本政府，也对于我们日本大众的每一个人都尖锐地提出告发」
在这种论调的兴起中，认为广岛与长崎也是作为军需工厂与军港而兴盛，在该地被爆的日本居民也是助长了战争的「加害者」，「唯一的被爆国」这样的说法也是将日本特权化的国族主义，这样的批判逐渐扩散。像小田那样有过战争被害经验的世代，对于全称式地将「日本人」单方面当成「加害者」的论调不能不感到违和。小田在二○○四年，对自己的「被害者＝加害者」论的流行如此写道：
这虽然是件好事，可是一旦事情开始流行，就会扬起尘埃。有的年轻人不顾我当成立论前提的被害者体验，性急且自以为是地追究着加害者责任。在广岛的和平集会上，年轻人出声打断了终于开了口、结结巴巴地说起自己的被爆经验的年迈女性，盛气凌人地说，「妳的体验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比起这样的事情，问题更在于妳对自己也身为加害者的事实有多少认识」。我感觉就像是自己被他斥责一样，无法直视这个场景。
相较于一九六六年左右在越平联周遭的，期待透过对于「战后民主主义」的检讨使「战后民主主义」得以批判性地再生的过程，一九六九年以后全共斗派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被简化成了单方面的全盘否定。而上述这种被简化的加害者论的扩散，也与其相似。
此外，在年轻人当中也有误读了小田着作的人。一九四八年生的中野正夫，有从社学同参加赤军派的经验，在加入新左翼党派之前时常出入越平联的办公室。他在读了小田的着作后，误以为其论点「是将『加害者』观念性地放大，以凸显『被害者』的自虐式和平论的延续」，于是「马上就放弃阅读了」。中野在二○○八年的着作中，将小田定位成「建立起被害者与加害者的二元论展开论述的和平主义者」的始祖。在该时代中，以同等程度理解着小田的年轻人似乎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日本人＝加害者」逻辑里，「日本人」要不是批判的对象，就是只能进行「自我否定」并参加歧视问题斗争。一部分认为已经无法再倚赖工人阶级的运动者们，也开始认为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日本人＝加害者」，是敌人。
结合这样的想法与前述的「现代」批判，以及后述的一九七○年以降高涨的武装斗争论而现身的是——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这个团体在一九七四年为了批判日本企业向亚洲扩张与军需承包，爆破了三菱重工和三井物产等公司大楼，将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日本人」定位成剥削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的寄生虫」。而且，他们还认为「日本人」侵略了从记纪神话时代开始就已形成「原始共同体」的阿伊奴、沖绳、熊袭、朝鲜、中国等地，而「否定『日本』的反日思想，是原始共产制在崭新次元上革命性复权的思想」，这与「现代」批判的想法相互重合。
这个团体发布于一九七四年的文件《腹腹时计》中这么表述：
1 日帝以长达三十六年的侵略和殖民支配朝鲜为代表，也侵略且支配了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并将阿伊奴．茅斯利、沖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同化与吸收。我们是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子孙，是容许及默认了败战后开始的日帝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与支配，并使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官僚与资本家们再次甦生的帝国主义本国人。……
2 日帝将其「繁荣与成长」的主要来源，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与累累尸骸之上，并且迫使他们遭受更多的掠夺与牺牲。正因如此，帝国主义本国人的我们，才得以安稳地过着「和平、安全且富饶的小市民生活」。……日帝本国的劳动者、市民，是与殖民地人民日常性地持续敌对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出全共斗运动的、或说津村的立论背景的，对于在经济高度成长中出现的「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反感。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团体也源自于全共斗运动的系谱。
然而，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日本的多数人就只能成为敌对的一方或是被批判的对象。可以说，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有其正面的意义，即提出了「战后民主主义」一直以来忽视的少数群体与战争责任问题，但也有其负面的一面，即失去了唿吁日本多数人的话语。
——小熊英二，1968 : 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
然而这个时代在其结束之后被飞速地遗忘了，最后的吉光片羽在二次元作品中留存着，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迹。然而无论今天的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难以再看懂它背后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今天人们对日本的印象，已经变为了“政治冷感”“无党派倾向”“波澜不惊的社会”
日本动画里并不是没有诞生过“大格局”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接连拍出过机动战士高达、太阳之牙达格拉姆、王立宇宙军、机动警察剧场版等对战争和政治刻画得十分深入的作品，到本世纪初也有攻壳机动队SAC这样的杰作。虽然同样是以地位不高的个人为主视角，并且参入大量情感刻画，但体现出了对战争和政治的透彻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思考。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进入本世纪以后迅速消失，其最大原因在于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左翼运动的高峰期，大量参与者进了当局黑名单，难以找到正常工作，最后只能加入资金紧张因而不问出路的动画行业。外加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从业人员的思想都偏左，像押井守直接就是安保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将自己参与运动的经历、一同参与运动的同伴以及运动失败的过程真实反映到作品里就已经足以构成一部部的史诗。
同时冷战环境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使得观众对于描写国家和人类命运的题材比以往更为关注，这才造就了一部又一部名作的诞生。
知乎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923554/answer/2469758760
有许多意见指出，因经济高度成长导致对政治运动的评价发生了改变。评论家上杉悠指出，「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般国民不断朝My Home化、小市民式日常」迈进，自六○年安保起「经过八年岁月，对〔因政治而死亡的〕评价也出现重大变化。」新闻工作者大宅壮一评论，「在日本，经济上安定的中产阶级占全体国民的九成，满脑子充满休闲情调。在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要发动革命」，「我们已经受够了『革命扮演游戏』了。」 十月八日晚间，某广播DJ发言道：「看了电视新闻，感觉就像外国发生的事情呀。如此和平的日本，竟然发生那样的骚动……。今天是时隔多日的秋高气爽周日，观光地到处充满人潮。」引用此DJ发言的周刊杂志指出：「『这是革命。使用暴力也是不得已的』──学生这种公然放话的激情与行动……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寻常的安稳日常，与学生们疯狂般的非日常世界，到底在何处，如何进行链接呢？」
——小熊英二，1968 : 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
对日本自由主义来说，可怜的是他们从未有过生根的机会。在大正时代，自由主义发芽了，但它很快被崛起，要么死亡，要么依附在军国主义体制之上，等到自由主义在昭和时代二次产生的时候，它与大正时期已经脱节了。为了自由而斗争的学生从西方的激进思潮与日本的批判思想中得到了共鸣，民主主义者和新左派站在了同一条壕沟，但他们的运动最终没有摧毁自民党体制。诸如野田佳彦、小泽一郎这样的人，他们真能作为民主与自由的代表，得到国民的信任吗？不正常的日本政坛，产生参政党这样的怪胎，可能也是注定的吧。不如说，在这个所有国家都有极右翼兴起的时代，日本没有参政党，才是反常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