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生遽归道山，闻之亦不免怆然。此老一生治史，笔耕不辍，九十五载春秋，终成学界一株虬劲古木。论其学问，尤以《西周史》《汉代农业》诸篇为精要，于上古社会组织、经济基础之剖析，确有发覆之功，非浮泛者所能企及。其钩沉索隐，于铜器铭文、简牍残片中窥见三代制度肌理，此等功夫，乃真史家本色。
然先生身世，颇类飘蓬。少经离乱，渡海栖迟，终老异邦。此等遭际，铸就其史观中一特殊棱镜：一面深怀故国河山之思，血脉中奔涌者终是华夏文明之流；另一面，其政治怀抱，则如古井锢于坚冰，犹抱持旧日“正统”之念，谓统一必待彼党。此念何来？实是半生颠沛所凝之块垒，亦是时代剧变烙于其魂灵之印记。其情可悯，其境可叹，然以此论定天下大势，则不免囿于门户之见，失却史家应有之超然器局。彼曾欲引李敖为同调，岂知李敖狂狷，目光如炬，洞穿其心结，痛诋其迂阔，此非文人相轻，实乃两种历史视野之撞击——一者力图挣脱历史羁縻，直面现实洪流；一者则沉溺于历史回廊深处，以旧日图景丈量今时山河。
观先生著述，确有一奇异张力贯穿其间。论及古代中国之文明肌理、制度创生，其笔端常带温情与敬意，剖析精密，如良医执刀，务求洞见脏腑。然笔锋一转，论及近世以降，尤其关涉当下治道，则不免显露疏离之感。其批评之语，时或借镜他山之石，立意或为针砭，冀求警醒，用心非恶。然细察其底蕴，确有一缕难解之郁结，于新兴之治道，常怀审慎乃至拒斥之意。此非简单立场之异，实乃其生命经验与历史认知交织而成之复杂图景：彼心中恒悬一理想化之“中国”，此“中国”之魂魄，与其青年记忆、学术理念及政治认同缠绕难分，遂使其难以全幅接纳历史长河奔涌而出之新河道。此即所谓“在历史里出不来”之困局。
尝闻寅恪先生论史，首重“了解之同情”，谓评骘古人，当设身处地，想见其精神之环境。以此衡之许先生，其一生行迹、学问、怀抱，皆可于二十世纪神州板荡、士人流徙之宏大悲剧中寻得注脚。其思其念，莫不烙印着时代加诸个体之深刻创痕。其渴望统一，源于文化血脉之深沉召唤；其执着旧途，则属历史惯性于心灵之投影。此二者之矛盾，恰是时代裂变投射于学人心灵之深刻印记，非独许氏一人之困，实乃一代学人之集体心史。
然寅恪先生亦尝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乃学人至高圭臬。以此观之，许先生学问虽精，然其精神之独立，终为其心中之“正统”藩篱所限；其思想之自由，亦未能全然超脱特定政治光谱之笼罩。其于历史长卷中描摹古代，目光如炬；而面对当下历史之磅礴书写，则不免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所见遂有隔膜与偏斜。李敖之斥，虽言辞峻烈，却如当头棒喝，直指此中症结——史家若不能以阔大胸襟拥抱历史之全部真实，包括其自身未必认同之新章，则其史观终难达致圆融贯通之境。
故论许倬云先生，当如观一株生于裂岩之古松：其根深扎于华夏文明沃土，枝干因风霜而虬劲，所结学术之果，自有其甘醇厚重，足资后人采撷。然其姿态，终因生长环境之逼仄而显独特，甚至略带倾斜。吾辈后学，当珍视其学问之精微，理解其心路之曲折，亦当明辨其视野之局限。其功其过，其得其所失，皆已融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漂泊求索、跌宕沉浮之长卷之中，成为我们理解这段复杂历史的一个独特注脚。史家之价值，不仅在所书之史，亦在其本身即为历史所书写之文本。许先生其人其学，正是这样一个深邃而复杂的文本，供后人不断解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