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是历史学应用的名家。
大中华文化圈中的商人，对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都有一种痴迷和热爱，尤其是喜欢从历史的治乱中感慨商场的风雨诡谲。那么，如何向商人、企业家讲述历史？他们不是学校的学生，思路也和一般历史爱好者不同。和古代的君王们比，企业家俨然享受着在企业之内的领导地位；和古代的将相们比，企业家在商海中搏击所承受的压力也和古代官场类似，难怪他们会到历史当中寻找慰藉。
许倬云无疑是这个赛道的达人，和企业家讲历史，也和同一般意义上的官员讲历史类似，讲究个感同身受、六经注我；但是和对官员讲历史又不同的是，企业家对“资治通鉴”的兴趣大概只有官员的一半，但是对历史叙事方法的敏感程度，又比官员高出一倍。
但是大中华文化自古官商结合的传统，让商看官的角度，往往是仰视，所以有了第一本，《从历史看领导》。但是这个领导，不是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而是商业语境下的领导。
从这本书看，许倬云还未脱学术写作的窠臼，第一部分是近乎于理论的思考，有点类似于当年畅销的经济学著作——提出问题、构建模型、举出个案、首尾呼应：先说关键少数“领导”，提出领导能力的重要，再以国比家，用部落比喻企业，接下来提出传统思想和领导能力有关的论述凝练，最后举历史故事为例子，最后收回企业组织结构点题。大历史学家以国家兴衰譬喻企业成败，这在传统文化价值观里可谓是“高维碾压”，我想当时不乏读者频频点头称赞吧。
第二本《从历史看组织》是第一本的姊妹篇，“领导力”是给皇上、董事长们看的，但是对执行层的领袖的总经理一级却不是完全契合，执行层相对于领导层，更重视实践、更忽视理论；更重视操作、更忽视映射，所以再写作结构上并不能延用“帝王心术”式的感同身受。
很多作家，一辈子可能也只习惯于在一种结构下写作，至此可以看出许倬云的特色——不拘泥于一法，根据读者来定结构。对于执行层的口味，许倬云抛弃了第一本的复杂、知识分子偏好式的系统架构，直接抽选十六个历史时期，以历史上各朝代的百官之首——宰辅为切入点，言语更加浅显，却突出了执行的难度。一般来说，宰辅的问题，都是以被治者领班的身份，作帝王师的美梦，如果直接叙述历史个案，难免要走到这个死胡同中，许倬云在写法上，选择了中观写法——择粗弃细，范写大略。以我的了解，职业经理人之于历史，最好此种叙事，后来者效仿也未能得许公精华。
第三部《从历史看人物》写历史人物就一下子进入了微观领域，许倬云对待微观世界，仍然采用了中观的写法，即探寻人在历史背景下的共性和个性，这部书相较前三部，还增添了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思考，用两河、埃及、印度来对照中国，用基督教对照儒家，凸显“大视野”，这既和当时全球化不断发展，读者群视野逐渐开阔有关，也是作者本身向外挖掘新鲜内容的必然。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许倬云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剑侠一般，到第四部不等招式使老，翻手一个新的变化——《从历史看管理》，当然，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在世纪之交的大背景下，为张维迎、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定制的一本课外辅导书。
这部书既然是定制，其模式自然还要变化，前两本的主要叙述对象是人，是制度里的人，这本书则抽象到了制度本身。文官制度本身是系列管理制度的合集，许倬云把文官制度做了微观拆解，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行政领域的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同模式对应起来，起到了为现代企业管理寻找传统文化根基的作用，而且把前三本书的主要写作对象，功能化为第四本书的一部分，这还能让第四本书的读者，占据宏观高地俯视前两本书，这种写法，颇有游戏界“后代游戏叙述乃初代之前剧情”的奥妙，补正了体系，形成了整体。
第五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只是出版时间显得晚，其实成书和在宝岛出版时间是颇早的——2000年前后，六个部分是六个演讲，在系统性上其实已经捏合不成一个整体，而是六个有机关联的独立内容部分，其实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历史为业的知识分子，站在宝岛这个小切口上，对大时代发展的迷茫。其实我觉得把这本书排在最后也最好，这本书探讨的是最宏观的内容——人类社会的变迁，很多当年的论断，在现在看来也只有历史意义没有参考意义了——金融危机、疫情、互联网三者综合作用打破了经济学家式的线性预测，社会在关注历史关联性的同时也在思考巨大力量引发的快速、颠覆性的变化，对于这样的历史级别的改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通读五本下来之后，再回望纸媒的盛世——不知当年有多少财经媒体的专栏写手是许倬云的徒子徒孙，也不知有多少营销学家改写许倬云的只言片语而暴得大名，反正历史学家似乎就是时代浪潮的原型，写作的文字不知道被媒体如何改写，就成了引发风暴的蝴蝶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