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删掉了，说明惊动了宣传部，也说明这种结社并没有完全上升为学校意志，只是形成了一个氛围。
但必须要讲明白一件事，这些高校为什么会在变成这样。这大体是从两个维度来讲的。
东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之前，都还一直坚持原本的马克斯主义劳动理论学说，也就是以同工同酬、就业平等，家庭保护这个路径来的。95年的世妇会，主要是建立起与联合国妇女署和DEM等组织的联系，这个会议最大的成果，是推动国家建立专门的妇女培训教育体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了配合世妇会，国务院在8月7号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
第二是将延安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最大妇女组织，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妇联”，定义为非政府组织（即NGO）。这一举动极为重要，在妇联获得NGO身份之后，1998年，联合国妇女署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这使得东大的妇女事业同欧美的妇女事业。以官方的渠道对接了起来。
也正是由于这次机构对接，匹兹堡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与福特基金会等大学，以社会学，尤其是“性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名目，开始对东大的社会学领域进行了接触和影响。而经过这一系列合作项目，包括博士后，交换学者等项目研究，开始在高校培养相关学者。这一时期的主力，是某知名大学的中外妇女研究中心。通过这一研究中心，形成九十年代至两千年的东北亚女性研究
这一次会议，对今天的局面，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是新闻学、社会学与女性学的合流
“世界妇女大会”其实是这个会议的统称，而这场大会分成了无数边角会议与圆桌会议。其中，高校教师在参与高校女性学科建制的会议中，同时身兼新闻学会等交叉学科的学会身份。而这一次会议，依照《北京宣言》的内容，以及会议备忘录要求的精神，承办的学校建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女性学”，并主持编写了相关教材。然而，这一门学科是新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合流，而这三门学科都受到了当时欧美学界的强势影响，因此，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开始借助学科形成建制，并且通过学科构建的合作渠道，批量化地对外展开高校合作与人员交流。
而福特基金会与秉承自由主义的大学，也由此得到机会，开始向东大输入“社会性别”框架下的学科知识，以逐步取代原有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
第二是学科建制与人员培养
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八十年代至两千年，有一个艰难的名为“西方化”的转型，尤其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仿苏制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入了真空期，集体转向了欧美研究，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科全面倒向西方。甚至于“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仿苏制时期，“社会科学”特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研究，具有“科学性”和“科学预见”，能够通过阶级分析法预见人类历史的趋势。但在1991年之后，逐渐将“社会科学”与计量经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量化研究方法等西方研究的标准范式合流，建立起“准西方式”的仿量化方法；而各个学科的主旨，也逐渐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两大思想流派靠拢。其中，人文学科的主张逐渐整体偏向于欧美保守主义，尤其是“审美无利害”的立场，尤其反对日丹诺夫关于“一切历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战争”的论断；但社会学却开始偏向蓝党的自由主义立场，即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应当积极干涉现实，并促进社会性别的解放。尤其保守主义立场在美国具有相当强烈的基督教精神色彩，而与东大的整体意识形态不符合，保守主义立场的输入，直接影响了东大自九十年代到一二年的宗教问题，后来引起了社会的警惕和反感；而蓝营的自由主义立场则绕过了宗教反感；至于它主张的堕胎权等问题，也因为不受有神论背景影响，没有引起东大社会的争议，从而逐渐地建立起了初步的同盟。
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譬如某《妇女报》前任主任（已叛逃），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介入的。
武汉大学之所以在这一次事件中，起到了如此之大的作用；其原因倒还不是老校长刘道玉推行的自由主义治校风气。如前所受，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其实在八十年代起便同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输入至东大。由于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作为保守主义代表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与新自由主义的保护者卡特，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两党的思想都通过特定渠道流入，影响了不同领域的学科建制。但是，共和党人在八十年代至两千年的早期，基本掌握了对华的主动权，尤其是布什家族，所以早期东大本土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还是更偏向去意识形态化的“审美无利害”等学科。
看到这里，就知道武汉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当然，具体的学者名字略过不提。
第三是将妇联所属的原成人院校“女子学院”转为全日制高校。
可以说这一时期，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有神论的传入，是中美思想文化交流中比较强势的一个部分。现在翻一翻当年的论坛和贴吧，还是能看到很多人吐槽地下传教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性别问题还没有失衡。当时，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性别理论在全美仍然起到了极大的影响。2000至2001年，借着“千禧年”的氛围，美南浸信会（HK浸会大学被cue）联合了美国境内十数所教会，发动了对自由主义女权团体“绝罚”式的判教。而这一行为就发生在小布什就任期间的美国。而作为浸信会教徒的民主党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已宣布断绝与浸信会联系的情况下，紧急干预了这一次教会的联合行动。保下了民主党羽翼之下式微的女权主义团体。
显而易见，这些举措为接下来的转变提供了制度性的温床。
从2004年开始，95以来的合作渠道，逐渐被新自由主义者接管了。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国内的保守主义氛围浓烈，主张对伊斯兰报仇的心态，瞬间击溃了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主张。共和党人抱团击败了克里，民主党丢掉了数个蓝州。在白人精英的同质化竞争中，民主党处于劣势。宗教领域，曾经在七十年代支持卡特的福音派逐渐放弃了民主党，从卡特开始，民主党的总统便不在白宫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太认命宗教保守派人士出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而共和党保持了与浸信会在内的宗教团体的紧密合作。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在文化上的进步主义主张，使其在堕胎权问题上同卡特开始的民主党总统，产生了激烈冲突。原本，自七十年代中期，基督教团体都并不特别重视堕胎权问题。但卡特主张的“公民的个人选择权”却延续了民主党的进步主义立场。因此，民主党在此时，也被主流的基督教团体放弃了。
然而，2001年东大在外交上选择公开支持小布什的政策，却给了当时的民主党一个喘息的机会。
由于得到了主要大国的支持，美国得以专心致志地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追缴本拉登的问题上，而投桃报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进入了98年某事件之后的缓和期，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这一年，美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34．5％，中国对美出口增长35．8％。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美两国都从双边经贸往来中得到了切实的好处。即便，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增加了。美国国会和一些行业协会曾借大选之机一再提出要迫使人民币升值，但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操控人民币汇率。
然而，在对外政策上，这一时期对中美合作交流利用得最彻底的，反而是在野的民主党。
由于在中东问题上贯彻强硬的单边外交政策，美国的传统盟友对布什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议——也就是当时英美绕开联合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这一时期，大量退休的外交官与美国务院系统的官员，对布什进行了批评。而以联合国和欧洲为主的传统盟友，也要求恢复多边机制。而这与民主党一贯的外交政策相合。选举失败的民主党从中发现了机会，开始推动包括多边外交与多元化为主的策略，以形成差异性竞争。尤其是2004年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都默契地压下了中美关系这个敏感问题——这一点同16年以来，美国大选炒作中美关系不同——双方都很重视中美之间的合作。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传统阵地：以哈佛为主的高校，自由主义的新闻媒体与奉行多边主义的国际组织，加强了与东大的往来。一方面，获得东大在多边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是当年的议题“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民主党营造妥善解决中东问题，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为其增加选举牌；另一方面，提前培养离岸民主党人，保持“接触”策略，本身也是民主党的主张之一。相较于共和党重视的单边主义与国内优先政策，民主党的进步主义路线天然地带上了国际主义的底色，这是由威尔逊时期就留下的传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起，DEM主导的基金会开始全面接管原有的妇女渠道。这一年，以卡特中心，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为主要的抓手，民主党麾下的新自由主义团体开始全面进驻中国社会研究的领域，并开始“协助建立一个民主化的中国社会”。
这一年，香港乐施会与福特基金会资助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而正是这一会议，造就了今天的局面。
首先，这一会议确定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女性主义在实践上的全面“指导”。
中国高校的LGBTQ学生社团，是在这一次会议之后，纷纷成立的。
2021年曾有过一次对各高校的“性别性向”社团的整顿工作，暂且不谈该项工作的烂尾。但从列出的社团来看，所有的高校社团，全部成立于2004年之后。其中第一家社团，也正是借助该会议的举办方身份，成立的第一家具有官方身份的社团。而在这份名单中，上海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4年，杭州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6年，长沙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11年，南京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14年，同年，北京的两家学生社团成立。
本次时间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同一时间打了“波伏娃”标签的高校，都在这份2004年之后成立的名单上。
但这并不是全部。
今天大家所目击的这种强硬的，步步为营的战斗力，其实是十二年来不断强化构建的，比照支部而建立的灰色组织，在各个高校之间形成的广义联盟。
这种联盟的指挥方式，不是传统的“百夫长”式的层级结构，而是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街垒”，由校外人士与校内学生建设的小型组织组成的。
2017年之后，新自由主义阵营在华的联结，伴随着NGO的大量增殖开始恶性膨胀。由于从哈佛、匹兹堡等“社会性别研究重镇”毕业的部分具有相当社会资源的归国人士，在回国后建成了“女权中国”等网站，真正担纲起学校思想传播的组织架构。
特朗普前阵子所特别批判的“哈佛同中国”之间的特别关系，是提到了这一方面的。
这其中最主要的学生领袖，基本都是在参与领事馆举行的“对外开放日”“文化日”“同性骄傲月”“电影播放日”等契机；通过学校之外，由留学咨询机构、领事馆文化处或学生社团外请经验交流的“留学分享会”“奖学金交流会”“安全讲座”等平台，通过宣传利用性别渠道拓展游学、留学、升学路径可能性的机会，成规模地引荐在校生参与“海外实习”，推荐给领事馆或NGO在华办公室。最后以这一类实习经历，作为前往欧美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女性学与文史哲专业申请的加分项，以校外人士与校内学生为主，构成了混合型的未注册的学生——社会人士组成的共同团体。
反应快，体量小，活动隐蔽，能通过成员的相互举荐、相互监视、流言制造与留学利益来构成一个隐蔽的利益共同体。依照传播学定理，这种“坚定的意见人士”，很容易搅动校园舆论，尤其是网上的校园舆论。
其实就是原来组织工作中的“渗砂子”，被逆用了。
但不仅如此。
新自由主义阵营也同时对高校的教师侧进行了深入的渗透，通过校级合作，甚至公派的方式，不断地帮助归来的海外博，在教师的舆论圈里形成一个意识和身份的共同体。尤其这种“月旦评”形式的舆论风评，对教师侧实施了完美的相互监督机制，在武大事件爆出来之前，也几乎不会有人挑破这层面纱。
其实大家只要回忆一下，尤其是女孩子，有没有在微信PYQ里看到过“仅部分人可见”的校内社团讲座或校外安全讲座，还专门嘱咐“拒男”，就能验证这个说法了。
这些活动，譬如武汉大学简德协会，都会在活动上注明，仅限女性参加；从而起到筛选人群，避开耳目的作用。然后，通过社会人士中的律师，新闻业从业者，以“安全”名义进行简单的培训，包括““如何建群”“如何串联”的区块链的组织建设，以及“如何举报”“如何造势”“如何进行舆论爆破”等舆论战的培训。这些活动，大多会以媒体、新媒体、律所的实习机会，掩护进一步的深造、以书友会等形式报备，绕开监督。正是这些基于毕业生——在校生——律师记者的联合体，才得以完成一个一个区块链的整合；从而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地下组织架构。
放在台面上的，都只是随时用来模糊视线的弃子而已。
直到这一次，豆瓣“生活组”的暴露。
玩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