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研究分析了晚清以后才恍然大悟，因为实际上这些胡人王朝到了衰退期，是呈现一种漢学为体，胡学为用的状态。
我介绍一下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事情，清末新政以后，对于边疆的行省化措施明显开始加剧。首先开始摊派税捐。
庚子事变后，清廷因巨额赔款压力，对蒙古地区实施财政榨取。蒙古王公不仅失去传统年班赏赐，还需缴纳“报效银”。例如库伦一地商民每年被迫缴纳“包捐”银2.4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通过发行“昭信股票”向蒙古王公摊派，土谢图汗、车臣汗两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共缴纳20万两，其中哲布尊丹巴个人报效6万两。此外，内蒙古各旗还需承担烟、牛、草、车捐及“国民捐”等新增税目。
驻藏大臣联豫在新政期间推行的“以治行省之道”改革，实质强化了对西藏的财政控制。例如，设立财政局、盐茶局等机构，垄断税收与贸易，并通过“包捐”形式向西藏地方摊派军费。
此外，清廷还打算对于漠北雪域进行行省化改革。
1907年岑春煊提议设“西藏省”，联豫认为“道远势孤，威权日替”，主张渐进改革，最终仅增设曲水、哈拉乌苏等委员管理基层事务。赵尔丰在川边（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立巴安、盐井等县，并计划以丹达山为界建“西康省”，作为经营西藏的跳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首倡蒙古建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姚锡光提出将内蒙古划为东、西两省，外蒙古分设东、西、北三省，省会分别设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岑春煊则建议先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后推广至外蒙古。
实施困境：蒙古王公强烈反对，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奏称“外蒙古平沙广漠，设省无民可治”，且“移垦有碍蒙古生计”。清廷最终暂缓外蒙古设省，仅在内蒙古增设洮南府、五原厅等行政机构。
但这并不是汉化，而是由于重大的财政和边疆危机，所以采取取消掉原本边疆的一些特殊地位，由君合制国家转变为更单一的律令制国家。本质上和奥匈帝国的改革，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漢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的比重太大了，所以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就是在边疆推行漢化的样子。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满清最后的三年里，直接把文官的八旗占比拉高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27.2%，历朝最高，一骑绝尘。
清末新政更是演都不演了，之前还有李鸿章能够担任重要职位，结果到清末新政的以后直接给你搞出个皇族内阁，重要的职位几乎都被满清贵族所控制。这几乎都算是一脚倒车踩到了八贝勒议政时代了。
这似乎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事情，但其实也不难理解。越是风雨飘渺的情况下，他们越是要首先拔除掉一些他们认为的不稳定因素，漠北和雪域已经无法起到镇压汉人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也和俄罗斯或者是英国有来往，因此就要被进行清理和拔除。具体来讲，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推进行省化。还可以增加税收，同时容纳一部分包衣或者是八旗贵族。
朝廷中枢则进一步封闭化，越来越强调首崇满洲。这个在李鸿章死后表现的更加明显，事实上，李鸿章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趋势了。因为越是这种情况危急，他们就越是不考虑任人唯贤，你有才能，他们也不会用你，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夺舍，就像北齐屠杀北魏宗室和杨坚屠杀北周宗室一样。而是越发的任人唯亲，血脉和忠诚度才是他们考虑的唯一要素。
对应到现实中，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之前广交西路蓝氏土司和西夏色目刘氏慧之事，还有漠南推普。当然天方教之事，其实更早就有端倪，因为他们最不安分。
但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核心族裔，因为其生态位和长期的渗透，使得他们被认为是忠诚可靠的因此话语权反而得到了强化，明末渊虚之羽，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些都是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