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因为很快又会扩张。即使减少十分之九，过不了几年，又会反弹回来。因为这是威权官僚体制的恶疾，根治不了。周期性发作，只能周期性治理，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封建王朝也是如此，最开始一个县就几个正式干部，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6个左右，其他都是吏，兵房、刑房、工房等，每房的主管称为“书吏”或“典吏”，手下有若干“胥吏”。还有三班：负责具体执行的差役队伍。皂班：负责衙门内的站堂、行刑、护卫等。壮班：负责催征赋税、护送官粮官银、临时性杂役等。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负责缉捕罪犯、破案、传唤等治安外勤工作。各班的首领称为“班头”或“役头”。
看起来即使把所有的吏都加起来，一个县也没多少人。王朝初期确实如此。但等官员和胥吏做稳了位子，就不太想干杂活累活了，队伍开始扩张，反正用的是公家的钱，多找几个人没关系。结果就是每个胥吏也变成了“官”，手下管好几个小吏。这些小吏也坐稳了，也开始不想干活了，再找一批人过来替自己干脏活累活。财政没钱，没关系，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捞钱。最终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
宋朝就很典型，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官员总数约为 10,000 余人，到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官员数量达到惊人的 43,000 余人。百年间官员翻了4倍。官员下面的胥吏翻了更是10倍不止。导致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虽有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和王安石变法（1069年开始），还是阻力巨大，很快皆被废除，最终是导致宋朝由盛转衰、难以抵御外侮的重要内因之一。
有人说，现在不一样了，有编办管着编制，不会像古代以前一样膨胀那么厉害了。这是低估了人性。是人，只要有权力，就想少干活，舒服地干活。
第一，编办管着编制，增加编制就是编办的权力，它就必然会用这个权力。更不用说上面的领导交办，兄弟单位请托了。减编难上加难，增编却容易的多。不膨胀才是稀奇。
第二，即使不增编，也有的是办法增加人手，向下级借调，花钱请雇员，外包非核心工作等等。这跟古代的套路差不多。公务员之外还有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外面还有合同外包，合同外包后面还有劳务派遣。编制是国家的，钱也是国家的，而我有权力，那我为什么不花钱让自己轻松点？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也必然会这么做。
第三，改革也难以触动。每次改革都说整合机构，机构可能少了，但编制没见少，都是被有权的部门拿走了，内部做了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已。
还有人说，这是政府没有边界的原因，万能政府，管的太多，现代社会管理要求更加精细，所以需要的人也更多。这话有点道理，但也只是表象。因为即使把政府的边界拟定的一清二楚，大量用计算机、机器人代替，人员也照样还是会膨胀。原因就是上面说的，这是人性，任何人坐上这个位子，都会这么做。屁股决定了脑袋。
那怎么办？只能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治国就是治官治吏。要壮士断腕，铁腕治官治吏。
首先要减少领导，把各级单位的领导职数至少减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个非常关键。领导不减，其他都是白搭。大量的工作其实都是领导交办的，而不是法定的。工作可以多干、少干，尤其是体制内多是务虚的工作，弹性空间很大。根本不用那么多领导。领导越多，工作越多。
其次要减少层级，去掉地市一级，省直管县，小县合并成大县，精简机构，缩编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一。人不是直接遣散，而是退二补一。退休两个，新招一个。自然减员。
再次要管人管钱，增加编制的权限收归中央，地方不准私自增编。钱要管住，不允许编外用财政资金养人。不允许借调。谁签字同意，就处分谁。
然后要厘定边界，该政府管的政府管，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
最后要周期性整治，即使严格做到了上面4点，人员照样会持续膨胀，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能每年一督促，每5年一巡视，每10年一专项整治。违反用人规定的，一律撸一把手帽子。
当然，这有个前提，那就是有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持续推动此事。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控制公务员的数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