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以小见大，在交代清晰背景后，便围绕审判罪行的直接证据——照片展开主要矛盾。其巧妙之处在于，未如典型剧情般将拍照这一“任务”交予第三方，而是赋予了伊藤秀夫；同时，没有给主角们贴上“伟大”的标签，而是以“活着”作为他们的主线任务。这些设定，构成了整部影片精彩的基础。
加害者伊藤秀夫的塑造尤为成功，他既是个体，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缩影。在全国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他参军成为随军摄影师。看似柔弱善良的表象下，藏着人面兽心的本质：对赦免纸条刻意加上“近两日”的限制、对狗的行为态度，都在暗示他的本性，而这也是当时整个日本的底色。他满口“朋友”，却秉持着畸形的“仁义礼智信”，借刀杀人，最终甚至亲自验尸确认身份，其行径可怖至极。通行证可视为日本人人性的象征，面对30万同胞，仅发出四张——两张是假的，另两张的持有者已离世，沦为空头支票，彼时他们的人性早已荡然无存。最后，他在打斗中面部受伤，扭曲的面容恰是其丑陋内心的具象化呈现。
而受害者一方，以“活着”为主线任务的设定，让故事更显张力。他们的主要策略是不与加害者发生任何冲突，甚至有人为保全性命不惜沦为汉奸。这种“为何不奋起反抗”的疑问背后，是强烈的无力感。苏柳昌寻找相纸等材料时被日军捕获，对方不问缘由便要将其杀害，这一幕更凸显了日军对无辜、手无寸铁、无力还手的民众的残忍，将其暴行置于聚光灯下。随着事态发展，受害者们彻底对日本人失去信任，与他们形成绝对对立。每个人的情绪酝酿与内心转变都极为自然，从自我保全，逐渐走向自我牺牲，为同伴让出宝贵的通行证。
照片承载信息，却也可能被捏造。伊藤秀夫拍摄的假照片得到大佐赞赏，他本人也颇为自得。但最终，他拿到的受害者生前底片，才是他无法被轻易抹杀的原因——这些照片中战前与战中的对比令人震撼，揭示出真正的幸福绝非刻意演饰而来。若说这样的呈现仍不够“反战”，那何为反战？
整部影片的表达极为克制：没有无休止的哀嚎，没有密集的枪林弹雨，没有对受害者的刻意特写，也不渲染血腥。但正是这种克制，让观众的情绪堵在心头，欲哭无泪。它精准描绘了当时的场景，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日军对手无寸铁民众的实际伤害，更揭开了那个民族的虚伪面具，还原了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