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院信托诉讼，双方律师都展示出了非常高的水平，而宗馥莉虽然输了第一回合，但她最担心的宗庆后“口头信托”并未变成现实，因此对第二回合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无论谁赢谁输，都不会是宗庆后遗产案中的单一受益者。

宗馥莉输掉香港信托诉讼案，对娃哈哈争夺战有什么影响？

8月1日下午4点，位于皇后大道上的香港高等法院，对宗馥莉及其三个“弟弟妹妹”的“信托案”宣布了判决。

原告请求法院禁止被告处置或处理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在汇丰银行香港账户中的资产（约17.99亿美元），以确保杭州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法院认为保全令有助于确保杭州诉讼的有效性，因此维持了原告的主张。

这意味着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争夺战正式启动。

目前，原告方暂时赢得第一回合的先手，但双方的真正决胜战，将在随后的杭州打响。

❶ 斗智斗勇：宗馥莉为什么输掉香港诉讼案？

本案的原告，是三位“自称”宗馥莉“同父异母”的宗继昌（Jacky Zong）、宗婕莉（Jessie Jieli Zong）、宗继盛（Jerry Jisheng Zong），而被告则是宗庆后在大陆的“独生子女”宗馥莉及jianhao ventures limited公司。

综合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双方冲突事由，以及诉求主要是：

1，宗庆后生前，拟为其海外的三个子女设立信托基金，并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账户，该账户现有金额约18亿美元；
2，2024年2月，宗庆后去世，但该信托基金尚未正式成立。截至2024年5月，宗馥莉已经从该账户转走110万美元。
3，三位原告紧急地向香港高院申请了临时禁止令，要求保全在汇丰银行账户内的资产，并防止宗馥莉继续处置该资产，或者令该资产减值。

我们事后复盘，觉得原告诉讼的角度非常巧妙——他们没有宣布“我也是宗庆后的子女”而抢夺娃哈哈的企业控制权，也没有以亲生子女的身份发起“平分家产”的诉讼要求，而是申请保全宗庆后先前答应的、挂靠在建昊公司（jianhao Ltd）名下、存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上的那笔钱。

原告律师王鸣峰不愧是在处理信托和遗嘱认证事务诉讼案件“非常有经验”，且担任香港高等法院特委法官的大状。他以此为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是非常有见地的。

就连被告律师也不得不表示：

香港高院此次的判决并没有三名原告在杭州中院提起的诉讼案重要，但是香港高院的判决可能会影响后续整个遗产争夺战的发展。

更何况，原告方获胜还不仅仅是赢得先手的“取势”小胜，而且获得了大片的“实地”：

宗馥莉败诉后，就不能一方面采取拖延战术，一方面慢慢挪用、转移建昊公司在汇丰银行账户内的全部资产。

这样一来，着急的就不是三兄妹了。他们没有了“赢得官司但账上没钱”的风险，后续的诉讼将更加缜密，要求更具体。

而王鸣峰认为，香港高院如此判决的重要原因是：

虽然（共计18亿美元的）资产来自内地，但是该资产现处于香港的汇丰账户，在判断该部分资产是否为信托，可能会依照香港的判例法处置。

这又是原告律师方的一个精准判断。他们没有否认信托基金尚未成立的不利事实，也没有拿出对他们有利的宗庆后的最终遗嘱，但他们直指核心问题“能不能冻结正在成立的信托基金”，也就是所谓的：

程序合法问题。

最终，香港高院基于他们提供的申请和证据链，根据21M条款下的“临时济助”措施，发出了资产禁令。

这显然令宗馥莉相当不利。她以为拥有宗庆后的最终遗嘱（2020年修改），且拿到了公司的控制权，就可以以 “成立信托的资金出自娃哈哈”的理由，一劳永逸地解决原告方的要求。结果人家不接招，另起战场。

当然，宗馥莉请来的萧一峰律师行反应也很机敏，他们迅速调整了口径，指出在所谓的信托文书并未完成的前提下，该账户的资产是否为信托资产，依然存在疑问。而原告所宣称的“口头信托”，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证据，不满足“意图确定性、标的确定性、对象确定性”的：

三项确定性（Certainty of Intention, Subject Matter, Objects）。

因此，香港高等法院的判词中明确提到，之所以维持原告的主张，是因为“保全令有助于确保杭州诉讼的有效性”，而不是因为“认定原告提及的口头信托属实”。

这一招败中求胜也很漂亮，它把香港判决的影响降低到了最低，让后续杭州判决中，不受到“香港法院承认了宗庆后的口头信托，未竟信托基金属实”的影响。

所以，宗庆后的被告律师行很有底气地说：

不要关注香港，应该关注杭州的案子。

❷ 鹿死谁手：谁会赢得杭州诉讼案？

如果三位海外宗氏子女的最终诉求是信托案，那么香港方面的判决虽未取得完胜，但也足够撬下部分收益了。

然而，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把信托案件当作最终目标， 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宗庆后留下的娃哈哈帝国。

在本质上，这是一个遗产争夺案。

这也是原告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宗馥莉提起的诉讼事由。

但这一点，对于“三J”兄妹来说，是天然不利的。

这是因为，娃哈哈集团并不是纯粹的民营企业，杭州国资委才是最大股东，宗庆后是排名第二的股东。

而此次诉讼披露了新的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成立信托基金的钱是哪里来的：

原告律师称，早在宗庆后去世前一个月，他曾给下属郭虹写了一份“手写指示”，要求此人“准备去香港，在汇丰银行设立三个信托基金，每个信托基金7亿美元”。宗庆后甚至表示，“如果美元不够，就转人民币”，并告诉此人“先为宗继昌和宗婕莉设立两个信托”。

考虑到娃哈哈大战达能以后，达能公司已经终止了向宗庆后支付个人酬劳（7500万美元）的协议，宗庆后又在手写指令中提及“美金尚不够，人民币换美金”，说明宗庆后在香港汇丰账号上的钱，至少有一部分（甚至是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国内的人民币资产。

加上后续宗馥莉执掌娃哈哈后，可以通过jianhao公司，以娃哈哈采购原料的名义，试探性地支出108.512万美元…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宗庆后拟在香港成立信托基金的钱，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娃哈哈集团的名义，转出去的资金。

现在，宗庆后去世了，子女、遗产、信托基金的事情被曝光，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设立信托基金的钱不完全是宗庆后的个人资产，且信托基金尚未正式成立，那么利益相关者要求优先返还这18亿美元，是不是很合理？

我们知道，相关是对信托基金立法保护最完善的地区，如果宗庆后面向子女的信托基金成立了，就会进入封闭运行，遵循所在国家与地区（香港）的法律保护。

只要香港还继续保持金融自由港的地位，我国大概率不会为了追究18亿美元资产强行收回，否则对资本市场、对国家金融秩序与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就太大了，得不偿失。

但现在，信托基金尚未完全设立，只有部分资金到位，那就不受香港地区信托基金法律法规的保护，就失去了独立存活的最大理由，是可以被击穿的。

打个比方，即使是在“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买卖成交后所有权转移得到保护”的自由市场中，有一个买方是借了外债来消费的——但如果交易还没正式完结，买方就突然过世了，他口袋里的钱就不能任凭卖方划走，而应当由家人及债主优先处置。

这很合理。

加之杭州案的资金、账户、企业注册地都在中国内地，优先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因此，哪怕最终判决有利于“三J”，有关方面也可能重视杭州国资委（娃哈哈第一大股东）的诉求，首先否决掉“补足并运行宗庆后香港信托基金”的诉求，并可能被追回18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能留多少给三J，主要看海外资本与媒体能对有关部门施加多大影响力。

至于宗馥莉，也不会是这场遗产诉讼案的最终赢家。

这是因为，在《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报道“最近3年，占股46%的杭州国资委，几乎未从娃哈哈分红”之后，舆论大哗。而杭州国资委也一改“家族事务与公司运营无关”的表态，宣布“成立专班，介入处理”。

这说明，即使赢了官司，宗馥莉也不会赢得一切，至少要按照股权原则，让渡部分所得的资产。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坏事——至少，她会获得当地有关部门的友谊，以及全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对于她未来的事业发展也是有利的。

但无论如何，宗馥莉不在于。

她也许并不是最精明的那一个，但她很可能是最狠的那一个——她宁愿让渡部分的权益，也不便宜海外的弟弟妹妹。

不由得想起了一个段子。

小学语文里有一道经典的填空题：他（ ）牺牲生命，（ ）出卖组织。60后与70后可能填写“宁可…也不”，而80后可能嘻嘻哈哈地写“与其…不如”。只有叛逆的90后或00后，可能给出这样的抽象答案：

他（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出卖组织。

一时间我恍惚不已，竟然分不清宗馥莉是80后还是90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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