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顶着大连的大雨，跑去家附近的商场把《南京照相馆》看完了。
去的路上雨越下越大，在马路上直打滑，看完影片出来刚好天气放晴，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照在人行道上，好似回到了熙攘的南京，真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南京照相馆》不是没有彩蛋，走出电影院后，每个观众都有属于自己的叫做国泰民安的彩蛋。
影片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蛮担心这次观影体验，倒不是因为片子，而是因为一些场外因素，五个大概是在上中学那么大的男生在开场后才到，三三两两开着闪光灯，坐到了我们后方，手机声音也没关，在前十分钟里沥沥啦啦地弹新消息，坐在我正后方的两个人更是看一秒唠一句。
快刀斩乱麻，在又一次被我听到之后，我直接回头，恶狠狠地瞪着他们，把同一句“不要再出声了”重复了三遍，我这个人说话是比较凶的，而且向来不给别人面子，之后周遭便逐渐安静了下来。
结果也是这几个男生，在电影后半小时的一幕幕快速跑马灯里，看着南京人的日常与梦想都化作长江江水里的一抹红，哭的一塌糊涂，抽噎哽咽。
我没听过青春期男生哭的这么猛，有点不知所措，而且已经明显有在收着声音了，我有一大包纸，不敢递也不敢回头看，怕被以为我还在怪他们。
可见，这部片子的确有让人安静下来的本事。
作为一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片(要说全，纪念的是遇难同胞而不是屠杀)，而且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南京大屠杀主题影片，《南京照相馆》做对了很多地方。
首先它让教科书活起来了，这件事其实早就该做。
但凡要拍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就一定逃不开半纪录片半剧情片的结构，离不开日军残酷虐杀南京人民的真实影像资料，离不开小初高中历史教科书某一页右下角的几幅黑白照片——
日军把南京青年当做刀靶练习刺杀；
日军活埋南京平民；
野田毅与向井敏明的平民斩杀大赛；
被侮辱捉弄的残肢和人头；
长江边机枪扫射平民，鲜血染红河水。
这几个在30万遇难者中的刚好被记录下来的画面，通过教科书这一载体，构成了今天21世纪的当代人心中几乎所有的大屠杀初印象。
所以为什么主题是南京“照相馆”？
因为是影像，只有影像，能穿越时代，把1937年那段不能被否定和忘却的历史带到我们身前，让我们永不放弃还历史真相，追问历史罪人。
也只有影像，才能用2025年的科技，为仅余骨架的老照片填补血肉，还原死难同胞远比静态照片痛苦万倍的人生终点，和一个本可能的未来。
▲片中有大量的教科书场景还原
这是只有影像能做到的事，是今天的技术早就足以实现的事，也是过去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应该做到的事，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做，至少没做好。
为什么主角的身份是一个邮差？为什么场景始终围绕在照相馆？
因为只有邮差会熟识附近全部的南京百姓，他能认出屠杀照片中的街坊邻居，他能串起所有人的情感，而吉祥照相馆，恰好记录了这些情感。
邮差苏柳昌和老板金承宗，两个人加在一起，几乎承载了半个南京城的情感。
▲结婚照、军人照、全家福
所以苏柳昌的邮差编号是1213，1213是南京的沦陷日，是国家的公祭日，他便是南京大屠杀的缩影。
从洗照片，这个最小也是最大的主题，展开所有本就是幼时由黑白照片带我们走向的1937年的南京地狱，这是《南京照相馆》成功的基础，但并不是全部。
将仅仅是还原历史，拔高升华到洞悉人性乃至日军侵华战争实质的，是伊藤秀夫这个角色。
看到很多人说，《南京照相馆》的成功在于终于不再描写洋菩萨救中国人了，以前都是鬼子再坏也要挑几个好人，中国人再惨也要找点劣根性，现在好了，终于有撕下鬼子真面目，揭露日本人丑恶嘴脸的电影了。
实际上《南京照相馆》里也是有“洋菩萨”的，比如电影从头至尾帮助南京人的魏特琳老师，就给了非常多的镜头，演员的样貌和装扮都非常还原，能看出剧组非常重视这个角色。
魏特琳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了一万多名中国难民，她的日记是证明日军奸淫虏掠、虐杀纵火无恶不作的一手证据。
片中她被日军打了耳光，历史上她也真的挨了日军的耳光。
片中没讲魏特琳的结局，现实中的魏特琳在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不久被迫辞职，回到美国，并在离开中国一周年的当天选择了自尽。
没有人会反感魏特琳。
其实中国人反感的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国际主义精神，洋菩萨也好本土菩萨也罢，洋坏人也好本土混蛋也罢，只要人物形象尊重历史，行为逻辑符合人物动机，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大家反感的，是某些导演想拍人性光辉，却没有那个能力，大人物大事记拍不利索，小人物只会硬套当代人价值观，最终拍出一堆好像在其他图层的角色，一群在真空中飞舞的虫子。
为了好而好，为了坏而坏，民国时期的底层人一副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普世价值洗礼的模样，日本军营里的大头兵睁着清澈单纯的大眼睛演成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仿佛早上还在玩宝可梦，下午就被抓去当兵了一样。
把战争中人物以简单好坏二元论区分，安排几个穿越者美其名曰见证，瞧不起战争，瞧不起电影，也瞧不起观众。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不在于申奥导演把伊藤秀夫拍的有多坏，让人恨得牙痒痒，而在于成功诠释了伊藤秀夫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并借其反映出“日中亲善的本质”、日本人直至今天的自我欺骗自我粉饰、军国主义的毒化，和两个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导演为什么安排伊藤秀夫去摸那只狗？还要给狗吃大米饭？
第一层含义，是不拿中国老百姓当人，可怜的小狗的下面是层层叠叠的尸体，也包括狗主人的尸体，侵略者却只能看到可怜的小狗，视作玩物随意摆弄，拍的就是“我可怜你，与你有何相干？”
和你无关，只是因为想做便做了，被侵略者没有枪杆子，就只能做侵略者的宠物，任人玩弄。
既然是宠物，那么被施暴是日常，所谓的关心也只是随时收回的施舍，这是侵华战争中加害者和被害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便伊藤秀夫最初可能还保留着些许良善，后期也会认清侵略的本质，被法西斯军营彻底塑造成恶魔，这就是军国主义的毒化，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
贯穿《南京照相馆》，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朋友”。
战乱下，普通百姓口中的“朋友”是为了求生；
翻译官说我们是朋友，是做了汉奸之后为了维持可怜自尊心的自我麻痹；
伊藤秀夫说的“我们是朋友”，一开始是无知的一厢情愿，后来随着对虐杀参与度的加深、和听到上级军官那句“你不会把他当朋友了吧？”，彻底沦为了殖民者既要利益的里子、又要仁义道德的面子，既要墙上裱着的仁义礼智信、又要借刀杀人致“朋友”于死地的虚伪。
这就是《南京照相馆》的高明之处。
它很大程度讽刺了过去诸多战争片中，殖民者与受害者动辄言称朋友、产生不切实际而又廉价的情感、互相间轻描淡写充满儿戏的小恩小惠，实际都是导演愚蠢的臆想。
这是战争，不是美剧《西部世界》那样的一日游景观。
伊藤秀夫觉得不杀苏柳昌，让他给自己做事，觉得自己提供庇护与吃喝，就是有恩于苏柳昌，苏柳昌保护同胞，为了自保划坏设备，就是背叛了自己，就要报复。
这就是侵略者定义的与被侵略者间“可怜的友情”，本就是不平等的关系，何谈朋友？然而今时今日居然有很多可笑的影视制作者也这么想。
那么日军侵华期间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就真的产生不了友谊吗？
当然不是，只是需要侵略者中的某些个体展现出强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牺牲精神，以至于他们能站出来反对自己的阶级自己的民族在当前历史下的决策，反之就只会成为战争共谋者和既得利益者。
比如不顾全家反对在1937年赴中国，在战争中一直用日语广播劝降日军和日本人民的绿川英子；比如赴延安与周恩来一起做情报工作，改造了大量日本底层士兵的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比如以死身藏十万发弹药的日本关东军成员，日本共产党伊田助男...
面对军国主义日本，为了践行信仰，他们的一生大多不会有圆满的结局，往往颠沛流离，受尽白眼，甚至客死他乡，这是国际主义者的觉悟，决心承受的代价，随意地给路人甲发好人卡是对烈士极大的不尊重。
而伊藤秀夫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甚至比常人更难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代表是战争的始作俑者，终极既得利益者——
日本贵族。
这就是伊藤摸狗的第二层含义，不拿日本老百姓当人。
还记得伊藤喂了尸体上的小狗大米饭吗？
为什么是大米饭？
因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0、1931年的日本东北又爆发严重饥荒，饿殍载道、一村九空，举家自杀的事时有发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化。
而日本地主贵族为了转移阶级矛盾，输出日本国内矛盾，给出的价码便是“参军日本法西斯，到西边的中国去殖民，便能吃上一口大米饭。”
于是大量日本农民便为了这一口大米饭参军，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以“吃饱饭”诱惑日本贫民参军，另一方面则通过剥夺中国民众的口粮维持战争机器。
日本贵族主导的掠夺造成了中日两国空前的民生灾难，又最终在日本战败时演变为全民饥荒。
结果衣食无忧的日本贵族呢？下意识就拿大米饭喂了狗。
有人说，伊藤秀夫不拿中国人当人，实际上不仅中国人在他眼里不是人，日本人也不是，全都是狗。
亲不亲，阶级分。
刚才提到的在延安改造了大量日本底层士兵的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面对再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只要用农民的同理心和经济链梳理，指出天皇把他们当炮灰的实质，多半也都幡然醒悟，不再寻求自杀殉国。
但这对伊藤秀夫没有用，因为他代表了战争机器的始作俑者。
“小时候家里就有相机。”
“祖父参加了荣耀的甲午中日海战。”
“父亲让我参军锻炼，母亲托人给我安排摄影师岗位。”
说话温和，外表谦卑是贵族出身被教导的涵养，而不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
包括最后的剖腹仪式，也不是出于对军队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工具)，而是对家族荣誉感到抱歉，对给自己的阶级蒙羞感到抱歉。
这便是统治阶级的“仁义礼智信”，它不为践行善念，而只是为放下道德包袱，正当化自己的行为，伊藤秀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阶级，他至死都是纯粹的军国主义动物。
可以说，申奥导演对侵华战争本质的洞察，对中国、日本历史的研究在中国导演中堪称佼佼者，《南京照相馆》也会在南京题材影片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柳昌和伊藤的“友谊”，讲述了加害国与被害国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入侵的根本动力，以及直至今天日本依然在用来粉饰那段历史的“日中亲善”本质。
站在加害者的角度，永远听不到受害者的悲鸣。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问题如今依然能用阶级、民族来回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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