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女子，很大可能是一个女同。
那么在这里，不妨可以公示一部分信息：从2020年杨笠脱口秀到今天，在公共事件里，虽然les打拳的数量相当稀少，但几乎所有有关事件里，男方均被重创，比如说最著名的谭竹。
那么在未来，关于les打拳，就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话题进行研究。虽然这些人会用其他身份伪装自己，但凭借着目前这些事件的相关点，要想研究出les的共同点并不难。研究出这些人的共同点以后，就可以先手进行排雷，保证自己的生活不被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关注这件事里面的这个细节：
肖母称，现实中肖某某也被同学孤立、谩骂，出现割腕、跳楼举动后，被精神卫生医院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因自杀风险高被医生建议收治入院。“我舍不得。亲戚朋友24小时轮班在家里看护。肖某某爷爷曾因看到网友谩骂，当场晕倒，半年后去世。”
那么实际上，这个名叫杨景媛的女子所炮制的诬告案，使男方家破人亡，患上了严重的PTSD。
而且让我猜猜……它后面进行的这些表演，是试图用玉玉症给自己脱罪吗？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举报它的所有学位，毕竟这个女子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总不能让港浸会的其他phd candidate也遭受无妄之灾吧：
回到这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女方败诉前，我们对女方的所有信息的认知都是模糊的。那么，我们可以关注另一起非常相似的事件：深圳大学女性污蔑男性食堂打飞机事件。
深圳大学某女生在公众号上投稿，称在食堂遇到某位男生在打飞机，闺蜜通过女生拍的照片认出了男生，于是爆出姓名的简称“wdg”，还知道他是从工商管理专业转去经院的。这么多信息，立刻锁定了某个具体的男生。该男生要求和女生当面对质，被拒绝。这和图书馆事件男生父母要求和女生见面被拒绝何其相似。深大女生只和某位老师交流，这和图书馆事件中女生的操作也是一模一样的。然而深圳大学的男生却发现，女生和老师交流的微信号是连银行卡都没绑定的小号，跟老师发语音时竟然使用了变声器。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关注追风小叶这件事，对方的两名女子，同样没有暴露出任何信息。
而这几件事里的男方，均被暴露了个人信息。
所以这几件事有一个共通之处——通过暴露男方的个人信息，最后力求达到……让男方致死。
说到PTSD，事实上我们低估了PTSD的严重性，PTSD是一种很严肃的精神疾病，和玉玉症这种完全不一样。
一项实验对 14 名患有PTSD 的越南退伍军人、11 名没有PTSD的越南退伍军人和 14 名正常控制对象进行了两次间隔 48 小时的研究：一次是在暴露于白噪声之后，另一次是在暴露于战斗声音之后。在研究时记录皮肤电导率、心率和主观体验。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1]
唔呣，如图所示，实验结果显示PTSD患者当听到战斗声音时，所产生的疼痛远远超出其他组，心率更高。
唔呣，如图所示，PTSD患者产生了更高的皮肤电导率。
杏仁核可以产生情绪激励，从而增强记忆。会让人注意到该次经验中最重要的细节。PTSD患者当在进行情景模拟时，由于杏仁核活跃程度高度上升，所以能更清晰地记得记忆里最重要的细节。
唔呣，如图所示，显示了所有三个组的不同rCBF（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是局部神经元活动的有效衡量指标）的模式，包括在PTSD组的左侧杏仁核区域的病灶，延伸到伏隔核。由于这种成像模式的分辨率有限，以及该区域小结构的神经解剖学邻近性，有时被称为“扩展的杏仁核”。
唔呣，如图所示，在呈现白噪声期间，左杏仁核区域的活动在所有组中大致相等，然后在战斗声音期间，只有 PTSD 组急剧上升。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去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怎么去预测呢？
我们可以看看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在2024年8月的这篇文章，文章内容是虚假新闻曝光率上升和媒体信任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一中，实验考察了接触虚假新闻对以下方面的影响：对新闻的信任度、对真实和虚假新闻的信念、对真实和虚假新闻的信念及辨别能力、歧视和反应偏差，以及对辨别真实和虚假新闻能力的自信和过度自信。在组间实验设计中，我们控制了参与者接触虚假新闻的比例。在真实条件下，参与者接触到33%的虚假新闻；在平衡条件下，参与者接触到50%的虚假新闻；而在虚假条件下，参与者接触到66%的虚假新闻。
参与者对从109个标题中随机抽取的20个标题的准确性进行评分。条件如下：、
真实情况（66% 真实标题）：前 6 个标题是真实的，然后最后 12 个标题一半真实，一半虚假。
50/50（平衡）条件（50% 真实标题）：前六个标题一半真一半假，后 12 个标题也是一半真一半假。
虚假情况（33%真实标题）：前六个标题是虚假的，后12个标题一半真实，一半虚假。
真假辨别能力的计算方法是：用真实新闻评分减去虚假新闻评分（加法辨别），以及用真实新闻评分除以虚假新闻评分。
研究二的设计与研究一类似，只是我们增加了两个新的条件，其中虚假新闻的比例更高。在“强虚假”条件下，参与者接触到的虚假新闻比例为 83%，而在“强真实”条件下，参与者接触到的虚假新闻比例为 17%。
与研究1一样，参与者对18个标题的准确性进行了评分：
强真实条件（83% 的真实标题）：前 12 个标题是真实的，后 6 个标题是平衡的。
真实情况（真实标题的66%）：前12个标题中有9个为真，3个为假，后6个标题平衡。
50/50（平衡）条件（50% 的真实标题）：前 12 个标题是平衡的，最后 6 个标题也是平衡的。
虚假情况（33% 的真实标题）：前 12 个标题中有 9 个是虚假的，3 个是真实的，最后 6 个标题是平衡的。
强虚假条件（17% 的真实标题）：前 12 个标题是虚假的，最后 6 个标题是平衡的。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基于研究 1 和研究 2 中每种条件下参与者对目标标题的准确度评级的接收者操作特性 (ROC) 曲线，以及虚假新闻比例对新闻信任和过度自信的影响。
参与者接触的虚假新闻比例越高，实验结束时他们对新闻的信任度就越低。在虚假条件下，参与者对新闻的信任度比在真实条件下低 0.21 个百分点。而实验开始时，受试者接触的虚假新闻比例对后续真实新闻的准确率没有统计学显著影响，对后续虚假新闻的准确率也没有统计学显著影响。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看虚假新闻比例对真假新闻辨别能力的影响。实验采用两种辨别能力的概念：加法辨别能力和乘法辨别能力。实验开始时，参与者接触到的虚假新闻比例对加性辨别力或乘性辨别力均无统计学显著影响。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看虚假新闻的比例对歧视和反应偏差的影响。我们进行了接收者操作特性 (ROC) 分析，这是信号检测理论 (SDT) 常用的方法，并绘制了参与者汇总的每种情况的 ROC 曲线。ROC 曲线提供了一种可视化判别力和反应偏差的有效方法。我们发现，实验开始时参与者接触的虚假新闻比例对后续新闻的辨别力或反应偏差均无统计学显著影响。图1表明所有条件下的参与者都能准确区分真实新闻和虚假新闻，并表现出普遍的保守反应偏差，即倾向于将所有新闻评为更虚假的新闻。[2]
除此之外，参与者接触的虚假新闻越多，他们辨别真假新闻的能力就越有信心。在虚假新闻条件下，参与者的自信心比在真实新闻条件下高出 6.09 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看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在2022年1月的这篇文章，文章内容是打击错误信息还是争取信息的效果对比。
实验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它包含两个主要参数：环境中虚假信息（其余为可靠信息）的比例，以及个体在接触每种信息时接受这些信息的倾向。可靠信息是指大多数情况下准确报道新闻的来源所分享的新闻，而虚假信息是指已知经常分享虚假、欺骗性、低质量的来源所分享的新闻。该模型的目标是提供信息环境的总体图景，并粗略地评估其质量。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减少对错误信息的接受度与增加对可靠信息的接受度的干预措施的比较。左图表示基线时的总体信息得分（黑色虚线）、将错误信息的接受度降至零时（红色虚线）的总体信息得分，以及将可靠信息的接受度从一个百分点提高到十个百分点的各种干预措施的总体信息得分。右图表示与将错误信息的接受度降至零的干预措施相比，可靠信息干预措施的信息得分优势在对可靠信息的信任度增加的各个阶段以及各种基准率下有所体现。
我们将使虚假信息接受率降至零的极端干预措施（图 1 左图）与未进行干预的反事实情况（黑色虚线）进行了比较。我们表明，将虚假信息接受率从 30% 降低到 0 的干预措施，与将可靠信息接受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从 60% 提高到 61%）的干预措施一样，都能提高整体信息得分。然而，在图1的右侧面板中，我们绘制了干预可靠信息与将错误信息接受度降至零的干预措施在提高整体信息得分方面的效率差异。只有在错误信息比例高，而可靠信息接受度的提高非常低的情况下，对错误信息的干预措施才具有优势。总体而言，可靠信息接受度的微小提升比完全消除错误信息接受度的效果更强。
该基本模型以两种方式进行了扩展。在模型的第一次扩展中，我们测试了虚假信息是否会通过降低对可靠信息的信任度，对信息得分产生有害影响。在该模型中，当主体接受虚假信息时，他们会拒绝更多可靠信息；而当主体接受可靠信息时，他们会拒绝更多虚假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全局信息得分的损失主要是由于对可靠信息的接受度降低，而非对虚假信息的接受度增加。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可靠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平均接受度。通过调整相关参数，我们发现，即使虚假信息对可靠信息接受度的有害影响比可靠信息对拒绝虚假信息的影响高出两个数量级，主体仍然更有可能接受可靠信息而非虚假信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干预措施也比将错误信息的接受度降至零更有效。
在第二个扩展中，接受错误信息会增加错误信息的流行程度，而接受可靠信息会增加可靠信息的流行程度。[3]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什么结论呢？
可靠信息接受度的小幅提升（例如 1%）比虚假信息接受度降至 0% 更能提升整体信息得分。结果表明，相对于打击错误信息，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精力来提高可靠信息的接受度。
回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针对同类型事件的两种结论，一个是降低对虚假新闻媒体的信任，一个更重要的是，提升对发布可靠信息或者辟谣媒体的信任。
回到这个问题，举个例子：
在周晓璇参加对该事件传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不信任感从周晓璇扩散到其他报道这件事的自媒体，即拉入黑名单。
参考
- ^ I. Liberzon, S.F. Taylor, R. Amdur, T.D. Jung, K.R. Chamberlain, S. Minoshima, R.A. Koeppe, L.M. Fig Brain activation in PTSD in response to trauma-related stimuli Biol. Psychiatry, 45 (7) (1999), pp. 817-826, 10.1016/s0006-3223(98)00246-7
- ^Altay, Sacha, Benjamin A. Lyons, and Ariana Modirrousta-Galian. 2024. “Exposure to Higher Rates of False News Erodes Media Trust and Fuels Overconfide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8 (2): 301–25. doi:10.1080/15205436.2024.2382776.
- ^Acerbi, A., Altay, S., & Mercier, H. (2022). Research note: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or fighting for information?.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KS) Misinformation Review. https://doi.org/10.37016/mr-202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