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上来说，其实是国关和国际研究界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已经基本上全面击溃了20世纪的进步叙事，这些研究结论正在从某些理莲英嘴里的文字垃圾通过俄乌冲突扩散到公共场域，重塑普遍认知。
中宣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已经在一些争鸣性质比较强的学术期刊上定调了，批地缘政治，挺阶级分析法、历史唯物法，已经颇有苏联后期苏联外国研究的方法论禁区味道了。
这就是对国关界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的应激反应。
第一，帝国学方向，从吉尔平等人开始，帝国学研究的结论就是只要有一个政治实体在权力分配中占优，那么这个政治实体所在的系统就会向一个帝国方向发展。国内有一部分法学家和法学背景（特别是法学交叉政治学，法学中的宪法学）的人早已经嗅到这个风向了。比如强世功和章永乐，早就开始探索帝国学路径下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了。这个路径下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革命、输出革命、搞共产国际、老子党不冲突，但直接从学理层面否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官方叙事下的XXXX共同体。
第二，文明学方向。文明学路径的核心就是识别他者，识别他者之后自然就能划分出帝国疆界，帝国在帝国疆界内的统治必须绝对残酷，而且必须是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独一。这个帝国概念并不是传统的概念，而是上面帝国学强调的由一系列卫星国和一个宗主国组成的，由复杂的法律和政治义务以及经济联系构成的一个国际体系/政治集团。
第三，就是俄罗斯研究。动员在21世纪能拉起来，而且能拉好几年，甚至还有深化潜力本身就是对原子进步叙事的直接否定。这意味着一战和二战的动员博弈逻辑在当前的局势下是完全有适用性的，除非别人的动员上限只够得到你的平时下限，否则你也必须拉动员，不然对面就会在能利用的资源和工具方面压过你。
欧洲和日本内部已经有很多政治派系对俄国的动员进行了类动员博弈回应，即已经开始在政治上考虑实行先军政策对抗潜在敌人的可行性。
所以不要说强硬的军事回应，就是十亿人头大京观都有可能很快显得非常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