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回答存在大量政治不正确发言 请酌情观看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南京！南京！》在历史叙事上是精确的，只不过采取的是日方视角，很多人接受不了罢了。
如果从日军史料出发，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很容易理解：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在11月初试图围歼蒋军主力与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企图落空，遂大脑升级，做出了越过战役范围线、打穿太湖流域、一路打到南京去的独走+上头决定，而这一决定某种程度上是超出日军承受能力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日军各部在突破国防线、攻克南京的战斗中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某些单位已经马不停蹄的连续作战三个多月，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加上交通补给出现一定困难，在南京沦陷后变成了杀红了眼的泄愤状态，而本来就是下克上独走才攻打南京的日军高层也懒得管。侵华日军就在这种“吗的都这逼样了杀就杀了吧”的白痴氛围中开始了“无意识的集体意识行为”—疯狂杀人、疯狂施暴。
正因为日本人是人，有脑子，会思考，才会干出来这种暴行。没有脑子的纯粹的禽兽根本就不会头脑发热，不会思考的动物也根本就不会在自作聪明中下定“我伤亡大 敌人伤亡更大 所以我伤亡大也没关系”的决心去梭哈。
这也是日军指挥层在整个战争中的所谓“兽性”的来源，翻译成人话就是输不起所以要拿命赌，结果也很明确，上海-南京作战带来的巨大伤亡，让华中派遣军短时间内失去了继续进行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各部队直到1938年春才恢复正常水平，华中派遣军主力直到1938年4月大本营确定《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才下决心北上与华北日军会师于徐州。
（实际上华中派遣军真正部署完毕、渡过淮河北进要等到5月7日）
同理，日军在华北的行为也是同样的。由于29军在七七事变后上下离心导致的一战即溃，日军仅花了5天就占领了北平/天津，而且在城区范围内没有遭遇长时间、大规模抵抗，所以7月底日军对平津的接管非常顺利，因而平民伤亡较小。但是从8月开始，日军在平绥线/平西山区/津浦线/平汉线遭遇了蒋军中央军13军、14军/真·西北军26路军、40军/晋军35军这些不要命部队后，伤亡人数和作战难度直线攀升，仅南口战役的伤亡就超过了整个平津战役的伤亡，日军花了整整一个月、出动了关东军最精锐的两个摩托化合成单位（1、11独立混成旅团）才撕碎国民党军防御。然后熟悉的剧本就开始了，日军在9月进入代北地区和冀中平原之后，开始各处杀俘虏杀老百姓，制造了朔县惨案等一系列屠杀。
所以结论就很明确了，1937年的日本是在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投入了一场目标不甚明确的战争中，其国内还没有启动全面动员、没有进入真正的总体战状态，军内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能和九一八、一二八、入侵冀热时候一样，出动几个师团打一两个月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日军对战争长期化的各种准备是极其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头三个月中表现的具有高度国际视野，不冒犯租界、不打扰国际航道、作“局部解决”的姿态（因为其高层很多人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礼遇和重视降人—29军崩溃后整团整旅的投降却并没有遭到屠杀；而打了几次硬仗之后却突然暴走，各种挑战人类底线，从上到下都在变着花样杀人，杀中国人杀上头了还会去杀洋人（1937年12月英美军舰遇袭案+数次强闯国际安全区）。原因无非就是，日军没有对如此巨大伤亡的预期，也没有对如此恐怖减员的承受能力，各部队也缺乏深入中国作战的准备，更没有对连续战斗后战场纪律的保持能力，死的人一多就疯了、急眼了，除了杀和草以外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恰巧，日军的绝大部分官兵，是由农民和做题家在极其病态的军事环境中筛选而出组成的，可以说在精神文化方面，侵华日军就是一群神经病式的专业作战赌徒在指挥着一群人格上几近牲畜化的牛马，而决定他们工作方向和任务的，是一群战术上钻牛角尖精打细算、战略上小头指挥大头的，更加神经病的完全扭曲化高级做题家。所以侵华日军不存在从一而终的科学性思维和发展观念，其仅有的理性判断是局部的、专业性的，而不是整体的，那么一旦出现承受能力以外的困难（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就会从上到下地被杀和草的狂暴所支配，没有回头的余地，除非彻底完蛋。
《南京！南京！》大量采用了日军视角，在影片叙事中日军是参与者和实施者，必须要还原日军的集体精神不正常；而《南京照相馆》中，日军是外部的干预者，是以陌生的、闯入的角色展开的，而叙事主体是南京的居民们，所以在电影叙事中自然就是“一贯的坏”，否则电影还怎么拍？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相当部分国内抗战史研究者与爱好者所坚持的，要从日军角度和史料重析抗战史—因为日军是人，有脑子，所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三光的加持下，抗战还是打了八年；而也因为日军只是人，只是有点脑子，所以日军才仓促的打了一场不明不白的战争还打了八年。
侵华日军是有组织度的军队，所以有思考能力，所以在南京大屠杀后会总结经验教训，会装模作样的维持军纪，会避免再和南京一样一口气杀光大半的城市人口；但侵华日军也只是一支有点组织度的军队，所以没有局部以外的思考能力，所以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需要的时候该杀人还是会接着杀人、该暴走突破人类底线的时候还是会接着暴走。
最后是例行大字报时间。我个人并不认为在宜粗不宜细的通三统大环境下，各个群体对抗战和侵华日军的了解与研究能有什么出息，毕竟往远了说，先总统 光头的八一五演讲和战后双方对侵华日军“大部分礼送出境+有用部分物尽其用”，已经在总体姿态上确定了抗战期间对日血债定调+翻篇了（注意，这只对政权和民族而言的），南京战犯审判和抚顺战犯改造从法理上终结了作为历史事件和犯罪行为的南京大屠杀—“我们已经枪决了/人为处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事人，所以已经完成了历史的审判，从公理上惩治了罪犯”。于是海峡两边在50-60年代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对日历史叙事新姿态的阶段，即“和过去的侵略与被侵略不同 现在胜利了 双方是平等的了 是需要正常模式相处的”，于是当年在11军麾下双手沾满了鲜血的40师团老兵可以回到衡阳故地重游，旧日军参谋可以到金门规划永备工事设计。
所以从50年代两岸各自的“战犯外交”和“实践学社”开始，抗战已经从一个未完成时的历史事件，变成了一个为纯粹为现实需要而服务的抽象政治符号，今天的种种有关抗战历史遗产或者说遗留问题的争议，都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原地踏步，那么既然是原地踏步，出的汗再多都没用，左脚踩右脚是不可能上天的。
电影再怎么夸再怎么骂都是电影，谁拍多少部电影都不能把朝香宫鸠彦从坟里拖出来复活再枪毙一次。
就像航空烈士公墓因为有外国友人、是高技术兵种，所以能花钱重建；而南京保卫战和国防线阻击战牺牲烈士连纪念碑都没有，南京卫戍部队到现在甚至没有一个精确的参战人数和伤亡数字，连12月13-14日各军突围后究竟剩下多少人都有不下三种说法。
这是任何一部电影都无法解决的。
自古以来永远都是抽象的符号要为具体的人而服务，而不是具体的人要为抽象的符号而服务，历史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不能也不该成为一个或一套符号。
如果有人想这么干，那就是和日本鬼子无异的行为，应该坚决打倒和批判。
我也不会再回答此类问题，如果有人想在这里搞宜粗不宜细这一套，我不介意贴大字报问候一下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