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文明世界”的居民（除了俄乌前线外）太久没经历过战争，以至于忘记了战争究竟是怎样的
据说曾有苏军士兵如此回应指责他们“野蛮”的德国人：“你说的那种善良的人我认识，他们都战死在了斯大林格勒。”这句话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会很奇怪：子弹不长眼，为什么偏偏善良的人会死在斯大林格勒？它想要传达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好人，在经历了斯大林格勒血腥的巷战或列宁格勒残酷的围城战后，不可能再是战前意义上那种“文明礼貌、对人友善”的好人，否则他会直接精神崩溃。这就是经历过战争的人（苏军士兵）和（在柏林战役之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德国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心中的道德、文明社会意义上的人性、居住在文明社会必要的很多意识（比如规则意识）至少在当时荡然无存了
就如《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这本书所描绘的那样，在半个世纪里多次惨遭战争蹂躏的东欧与南欧，二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解放的到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都在战争中崩溃了，除了部分西线美军士兵以外，所有人都堕入了野蛮状态，性羞耻、信任、真诚荡然无存，普遍的欺诈、卖淫、偷盗和暴力成为正常状态——以至于战后初期的历史在一整代人的时间里被避讳，既是因为亲历者们感到难以启齿，也是因为这极大冲击了盟军为自己设定的解放目标——盟军士兵也干了
玛丽尔卡和两位波兰朋友跟三位法国劳工、两位英国战俘以及一位美国黑人士兵结伴而行。他们一起向穆尔德河进发，这条河流当时是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的防区边界。在路上，他们向德国农民乞讨，有时会恫吓这些德国农民，好让他们交出某些食物。说到吓人，那位黑人士兵大有用场：玛丽尔卡总是让他最后出场，美国黑人正好刺激德国人的种族偏见，他故意把自己脱个精光，把小刀叼在嘴里，跳着原始人的舞蹈。见到此种情形，那些家庭主妇无不吓得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递上食物篮子，只想把他打发出去。然后，那位黑人士兵就会把衣服穿好，继续赶路。
走到萨克森城镇里萨，大约是从德累斯顿到莱比锡的半路上，玛丽尔卡和两位朋友捉弄了两个苏联士兵，从士兵手上搞来了代步工具。玛丽尔卡和朋友碰到两个呆头呆脑的士兵，正在看守从商店里缴获的数百辆自行车，士兵们很快就被女孩们吸引住了。女孩们说：“噢，你们肯定很寂寞吧！我们能来陪。而且，我们知道哪里能找到杜松子酒！”大喜过望的士兵们给了她们三辆自行车，好让她们去拿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杜松子酒，她们当然也就一去不返了。
经过六天骑行，大家终于到达美军占领下的莱比锡。在莱比锡，妇女们坐上卡车，前往汉诺威附近的诺德海姆营地。从诺德海姆出发，玛丽尔卡搭便车前往意大利，最终辗转到达英国，那时已是1946年年底了。此后15年，她再也没有回过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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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个故事显得耐人寻味的，不是意大利家庭主妇的绝望困境，而是刘易斯笔下那些士兵的反应。一方面，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可以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而门外就停着一辆装满补给品的卡车，这使得他们面对这些妇女时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现实处境又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感到良心不安。他们意识到，这种交易不仅侮辱了那些妇女的人格，而且侮辱了自己的人格，甚至辱没了正常的男欢女爱。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家庭主妇会对士兵的羞耻之心产生共鸣。她们已经沦为玩具，了无生气，如同“蜡像”一般。
按照诺曼·刘易斯的说法，在解放后的意大利南部，类似行为日趋普遍。他还记得，一位意大利贵族来拜访过他，询问能否允许自己的姐妹到军队妓院工作。刘易斯解释道，英国陆军不设立任何随军妓院，贵族及其姐妹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次，刘易斯调查一桩严重的妨害风化案，该案涉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女孩的父亲极力向刘易斯求情，因为女孩的父亲希望起码能让女儿有顿饱饭吃。
这种绝望的情形，绝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甚至绝不局限于意大利。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妇女都学会了坦然接受与盟军士兵同床共枕，而代价仅仅是一根巧克力棒。在荷兰城镇海尔伦，美国步兵罗斯科·布伦特（Roscoe Blunt）遇到一位主动接近他的年轻女孩，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ficken’（fuck），或者想不想‘kuszen’（kiss）。我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明白她问什么”。布伦特问女孩多大了，女孩说自己12岁。在匈牙利，有年仅13岁的女孩向医院承认自己得了性病。在希腊，性病记录显示，最年轻的患病女孩才10岁。
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战地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在他看来，这远比他目睹的物质破坏触目惊心得多。当他在那不勒斯刚刚解放时抵达此地，他绝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争抢士兵抛下的食糖而彼此殴打，他看见黑市商人贩卖假酒，他看见皮条客在兜售年仅10岁的雏妓，他看见6岁的男孩兜售色情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姐妹们的裸体，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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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波犯罪浪潮中，生存压力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他事实同样不可忽视。首先，一旦盗窃禁忌被打破，再次盗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某些人来说，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盗窃行为已经变成谋生手段：那些曾经依靠偷鸡摸狗或者投机倒把求得生存的人们，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金盆洗手，何况艰难时世还在不断恶化。
然而，更加让人深思的是，战后普遍存在的盗窃现象，其实满足了许多盗窃者的深层次需要。许多人偷盗成性，甚至会去偷窃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许多经历过难民生涯的人都提到，他们会去偷餐厅的桌布，或者“某些绝对笨拙的目标，例如大花瓶”。玛丽亚·别利茨卡（Maria Bielicka）是一位在监狱和劳动营里熬过四年的波兰妇女，她说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去偷东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在一处德国别墅里暂时收留她们两姐妹，此处离她们原来从事强迫劳动的瓷器工厂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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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害者无处不在，那么，这也意味着施害者无处不在。战争结束时，在对德战争中日趋活跃的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希腊多数地区、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全境、意大利北部多数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主要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大片地区。在法国，抵抗组织独力解放了至少15个省份，甚至在盟军抵达巴黎之前，抵抗组织就已控制了法国西部和南部多数地区。在上述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希腊，战争暴力并非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本国的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卖国者。那些实施战争暴力的人，此时已成为当权者。
至于那些代表纳粹及其盟友实施暴行的人，许多已沦为阶下囚，但也有许多混迹于难民之中，或者复归平民生活。这些人同样是成千上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与其受害者同样承受着心理创伤。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犯下暴行的士兵并非心理变态，他们只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开启战端。针对个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战争爆发时，绝大多数士兵都经历过对被迫执行任务的强烈反感，而且许多士兵发现自己已无力继续履行职责。然而，随着执行任务的经历日渐丰富，这种强烈反感也会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堕落的畅快感，甚至幸福感，他们的道德底线由此被突破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杀戮已成嗜好，他们实施暴行时也更加堕落。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成员不仅杀害塞尔维亚人，而且还花费大量时间割掉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睾丸。在希腊东北部的兹拉马，保加利亚士兵用希腊受害者的头颅来踢足球。在海乌姆诺集中营，德军守卫会杀害那些从毒气车里幸存下来的婴儿，在大树上撞破婴儿的头颅。在柯尼斯堡，苏联士兵把德国妇女的脚绑在两辆卡车上，然后卡车朝相反方向行驶，就这样把这些妇女撕成两半。乌克兰游击队只是使用农具，就能把沃利尼亚的波兰人折磨致死。波兰游击队同样反过来折磨乌克兰人。一名乌克兰游击队员说：“我从未看过这样的情景，我的一名战友用刺刀挑起一个婴儿或者小孩，然后扔进火堆，我还看到许多波兰婴儿的烧焦的尸体。但即使我们不这样干，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是罪孽深重了。”这些人如今也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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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重的强奸案例发生在东欧，发生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那里是苏联士兵最早踏足的德国土地。但随着战火蔓延，强奸的范围并未局限在上述地区。实际上，战争期间，强奸现象到处激增，甚至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从1939年到1945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包括强奸在内的性犯罪几乎增长了50%，引起当时世人的极大关注。
人们很难解释，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发生在欧洲的强奸现象为何大幅增长，但在欧洲大陆，确实存在某些普遍趋势。比如，同样的问题，在东线远比在西线严重得多。即使平民男子偶尔从事性犯罪，但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问题：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涌入德国，性暴力的浪潮以及其他犯罪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当地局势越是混乱，强奸现象就越是严重，例如激战过后的地区，或者驻扎部队纪律败坏的地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征服国家比被解放国家的强奸现象又要严重得多。这表明，在1945年发生的集体强奸背后，报复心与支配欲都是其重要动机，甚至很可能是主要动机。
有研究表明，在占领部队与当地居民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地区，战时强奸现象会特别残忍、特别普遍，这一理论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事件所证明。驻扎在巴伐利亚的法国殖民部队尤其臭名昭著。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Christabel Bielenberg）是住在黑森林附近一处村庄的英国妇女，她记载道：摩洛哥部队刚刚驻扎下来，就开始“到我们的村庄里到处找人强奸”。后来摩洛哥部队换防，来了撒哈拉部队，他们“于夜间抵达，包围了村庄里的每一栋房屋，强奸了所有12岁至80岁的女性”。在图宾根，下至12岁的女孩，上至70岁的老妪，都惨遭摩洛哥部队强奸。这些男人的外国面孔更让妇女感到恐慌，何况这还是在纳粹长年从事种族宣传的德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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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战后欧洲的气氛，也就难怪人们广泛关注当时欧洲孩子的成长环境了。我们都听说过孩子跳过炮弹坑、穿越地雷阵去采摘野果的故事，甚至听说过他们把路边捡来的铁拳火箭弹放在火上烤的故事，他们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威胁，但其实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在游戏中承受的心理伤害同样显而易见。当母亲看见孩子玩“空袭”游戏或者“女人来”（Frau komm，俄国士兵强奸德国女人时使用的字句）游戏时，母亲肯定无比失望。在柏林，威廉·拜福德－琼斯中校震惊地看到，在一栋建筑物的三面墙壁上，挂了同一个男人的十五幅画像。根据一位救世军（Salvation Army）孤儿院社工的回忆，他所照顾的德国孩子总是给玩具人偶套上制服，而绝大多数其他孤儿，只要见到穿制服的男人走近，就会惊声尖叫。
我曾经提到，孩子很少看见不穿制服的男人，实际上，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甚至连男人都很少见。男性模范的缺失以及成人权威的减少，对孩子的行为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英国，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急升将近40%，尤其是破门入室、恶意破坏以及小偷小摸（盗窃犯罪增长超过一倍）。在德国，情况也类似，根据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统计的数据，1937～1942年，少年犯罪率增长超过一倍，而1943年的犯罪率还在上升。在某些城市，如汉堡，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增长了三倍。及至1945年年中，在苏联占领区，许多“少年帮派”四处抢掠，有时为了食物和金钱不惜谋财害命：孩子缺乏父母管教，有些孩子甚至没有父母，让他们变成“小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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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对德国战俘的处理方案始终具有极大争议，因为它动摇了盟国声称为之而战斗牺牲的那些价值观念。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讨论的话题与所谓的解放完全背道而驰：数百万的欧洲人不是被释放，而是被禁锢；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不是被拯救，而是被引向死亡。丘吉尔总是高瞻远瞩，深知此事不可轻率。这个决定，不仅对于被释放的、要复仇的奴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袖同样至关重要。
战争结束后，德国俘虏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谁将他们俘虏。无论他们的无助是会博得同情、招致轻视，还是换来冷眼，都不只是运气的问题，它取决于不同盟军、不同军阶的普遍态度。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诸如《南京！南京！》和《西线无战事》这样杰出的反战作品，很容易和另一类确实走歪了的作品混淆起来。《南京！南京！》要表现的，不是角川这个人还有人性，并以此强调他身上人性的闪光点，而是恰恰相反，展现了角川是如何在战争和施暴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人性的。作为基督徒，角川在战争中的行为也是日本基督教会的缩影：起初，基督教会是日本反军国主义势力的中流砥柱之一，在战前和战争之初许多教会组织和教徒因为参与反战行动被特高课抓捕，但在强力的镇压与一步步的退让后，最终教会也把自己绑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甚至沦为帮凶。《西线无战事》也是如此，一群活生生的人，上了战场以后成为了战报上的一串数字、操作枪械的工具、毁灭对方国家命令的执行者，唯独不再是人
秋天了。老兵已剩不多。我们班的七个人，只剩下我一个。
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人人都在等待。假如又是一次失望，那么人人都会崩渍。希望太强烈了，没有爆炸，就不会被彻底清除。假如没有和平，就会爆发革命。
我的思想凝固在这里，不能继续前行。以其优势吸引我、等待我的是感情，那是对生的贪恋，在家的感觉，是热血，是对得救的陶醉，但我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家，我们会出于痛苦和经历赋予的强大力量锨起一场风暴。但现在回去，我们倦了崩塌了耗尽了。无根，无望。我们再也认不清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先于我们成长的那代人，虽然和我们在这里共度了几年，但他们还有张床，有份工作，他们会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不久将忘记战争——而后于我们成长的一代人，跟我们从前一样，对我们感到陌生，把我们推到一边。我们对自己来说也是多余的。我们将继续成长，一些人会适应，一些人会融入，很多人会无所适从——年华将化为乌有，我们终有一死。
但也许我所想的一切，只是因为愁绪和恐慌。当我再站在白杨树下，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时，一切都会消散。那些让我们血液不安的温柔，那些未知的、令人惊诧的、未来的千百张面孔，那些梦里和书中的旋律，那些对女人的情欲和预感，不可能缺席。而密集猛烈的炮火，绝望和军中妓院，也不会覆灭。
这里的树木闪耀着色彩斑斓的金光。山梨树的浆果红彤彤地挂在树叶间。公路像条白色的缎带，通向地平线。兵营食堂有如马蜂窝，嗡嗡着停战的传闻。
我站起身。
非常平静。让月月年年来吧，它们带不走我什么了，它们不会带走我什么了。我如此孤独，如此毫无指望，面对它毫无惧色。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仍在我眼中、手中。是否我已战胜它，我不知道。只要它仍在，它就会去找它的路，无论我心中的“我”说什么，是否愿意。
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像是趴在地上睡着了。如果把他翻过来，会看见他大约并没遭受太久的痛苦一他脸上表情镇定，就像他对这样结束感到满意。
——西线无战事
有些文艺创作，确实存在混淆的问题。回到开头，当代人离战争太远了，以至于很多人没意识到，战争是把正常人变成野兽，而不是野蛮人在战争中会被暴行触动而反思甚至忏悔。《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会因为纳粹的暴行恶心并选择保护犹太人是因为辛德勒没上过战场。一个在战场上经历过种种掉san的事情的人，不太会觉醒。所以有些文艺作品去描述“法西斯官兵人杀多了开始质疑战争的必要性”，这未免背离了战争的真实情况。但《南京！南京！》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
而《南京照相馆》属于另一类电影。这部电影填补了中国战争片的一大空白。它在宣发的时候滥用了很多媚俗腔调来争取一般观众的票房，以至于一些影迷可能低估了这部电影的意义。《南京照相馆》与《波斯语课》《兵临城下》这些电影很像，在这些电影里，反派就是纯坏。这些反派看上去也像个人，这是因为文明社会强制每个人接受教育造成的假象，实际上伊藤这样的人就是纯正的反社会坏批，他内心深处从来没打过什么好算盘。这种纯坏的反派在国内的电影里是很少见的
这是另一类反战电影。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这些内置反社会人格的坏批要么因为犯罪被抓进监狱，要么在接受教育（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另他们学会衡量作恶的利弊，明白作恶后会被抓）后压抑着自己的内心，充其量有一些令人生厌的怪癖。而在战争的情况下，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坏批如鱼得水，他们纷纷加入军队，因为他们天性乐于杀人，所以在军队里更容易升迁并制造各种暴行。反面的例子也有，比如一个恶趣味的绞刑操作者令被处决的法西斯头子们痛苦万分地死去，再比如某些反社会的美国兵在太平洋岛屿上乐呵呵的冲滩
其实可以拍一部太平洋题材的电影，看到这个回答的人里有这个打算的话，我连历史顾问都在知乎上帮你们找好了。就拍夺岛作战，日军（甚至平民）都被美国人图，满足了那种“想看报应、看爽”的人的心态（终于不用别扭地喊“不用做朋友”了——在知乎上居然有人批判《南京照相馆》用这句台词而不是“你们是血仇”是进步主义入脑），美国人也不像天兵反而像战锤里跑出来了，满足了对美国审丑的心理。一举两得啊！
当然了，我也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对《南京！南京！》恨之入骨。有些人不仅不想反军国主义，刻意淡化“军国主义”这个一致敌人的存在，甚至见到有人反军国主义就跳脚，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早就昭然若揭，他们自己也从不掩饰
丸山真男在1946年5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曾提出“‘残酷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是一般士兵这一事实无法掩盖”。普通日本士兵，乃至许多一般国民，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各个环节，甚至直接施加了暴行，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一般国民也因为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爆炸和战争末期的物资匮乏受难，被诱骗或强征上战场的也不计其数。有些人非要“亲自复仇”的权利，那很简单：现在赶紧去找个日本人捅你一刀，你的复仇权就成立了
对广大正常人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反思为什么30-40s亚欧大陆的两端不约而同地奔赴自我毁灭的战场，是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问题…………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例如，津田左右吉于1948年有如下主张：“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发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本质，并由此来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津田认为，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但是，年轻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认为。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
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这样的话，即便恢复到大正时期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再者，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