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提一个崭新的观点，那就是日本没有履行战败国的责任和义务，导致了日本永远无法消弭的对中韩仇恨和恐惧。而相对应的，由于日本对于美国为首的白人世界履行了其作为战败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无论美国如何对待日本，都绝对不会使其形成反白人反美的主流民意。
以上描述对于没关注过日本人精神史的国人来说可能非常奇葩炸裂，不能理解。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战后的日本到底是一个未曾战败的国家，正处于战败状态的国家，还是战败之后的国家，这种认知将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国家、社会、乃至每一个日本国籍的日本人的存在合法性与道德定性。对于战后日本的定性，日本国民既没有能形成共识的统一意见也没有任何对应的解决方案。但是整体来讲，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处于战败状态，已经基本走向后战败时代的准正常国家了。
只不过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右翼认为既然国家已经基本正常，那就应该抛弃战败时被强加的和平宪法，重新修宪建立正常军队，废除联合国对于日本的针对性条款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而左翼则认为既然国家已经基本正常话，则美军作为战败时强加给日本的占领军已然没有驻留日本的合法性，应当尽快撤军，同时战后日本作为法西斯政权“民主化”、“正常化”的典范以及核爆“受害人”，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他国内政建设和世界外交和平出具指导意见下达专家指示的国家，这是战败带给日本光荣的正面遗产。
然而上述一系列日本人的心路历程全部是将中韩抛除在外，彻底无视的基础上演绎而来的。日本之所以认为自己基本摆脱了战败状态，是因为日本向美国贯彻落实了无条件投降，接纳了美国强加给日本的驻军、宪法、在原子弹问题上的羞辱、针对性联合国条款以及战后80年来的一切。通过上述努力，日本基本履行了其作为战败国的责任和义务，这使得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不再觉得日本负有战败带来的道德劣势和非法性。
但是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向中韩认真履行其战败国责任和义务。除了美国帮助中韩共同执行的少数措施，中韩没有实现在日本驻军，没有参与日本的宪法制定，没有凌驾于日本一切政府机关的对日本政府监察机构，没有就日本对于中韩的军事失败展开充分羞辱，甚至连充分地直接处决惩戒战犯都没真正完成。这既是因为中韩两国在战胜后迅速陷入内战无力追讨，同时也是战后的首批日本新体制政客为了逃避责任和负担所做出的侥幸选择。
因此，在日本美好的战后认知之中，中韩两国犹如两朵飘忽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在日本人心中。而正是由于日本从未真正向中韩履行战败国责任和义务，使得日本政府对于中韩来说不合法，日本军队即自卫队也不合法，甚至这种不合法性和罪恶性还产生了利滚利的效果，愈发令日本人难安。对此，其实绝大多数日本人心知肚明，但在讳莫如深的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日本人深知，由于自己在战后第一时间贪了小便宜，错过了及时彻底地履行战败国责任的时间窗口，中国和韩国将永远持有对于日本，对于日本人的道德优越性。而日本则将永远是有罪的、非法的。
对于上述论断的最好证明就是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慰安妇问题。朝鲜和韩国政府很早就对日本展开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谴责和索赔活动，而由于日本人的傲慢和狭隘，他们始终没有做出能让朝韩真正满意的道歉与赔偿。这使得慰安妇问题已然成为了日韩关系之间的月卡问题了，只要韩国左翼政府上台，就一定会爆发新一轮慰安妇问题。然而实际上日本政府和企业并不抗拒道歉与赔款，自民党主流大佬几乎都有过会议记录曝光，对向韩国道歉赔偿持积极态度，大力推动日韩和解的“丑闻”。而对此日本人哪怕是日本右翼反对的也远远不是一个道歉赔款的问题，而是在于韩国人似乎打算永久性地利用慰安妇问题，不对道歉赔偿表示彻底满意，永久性地凭此来否定日本人、供给日本政府、羞辱日本人形象。所以正如我上一段所强调的，日本人恐惧和应激的并不是履行战败国责任与义务本身，而是这种行为高度不彻底所导致的日本全社会的道德缺陷，以及这种道德缺陷所导致的对日本社会的束缚。
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真正摆脱现在无意义精神内耗状态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式请求中国和韩国在日本驻军，贯彻上述一系列美国对日的追讨行动。如此，日本才能真正圆满地实现对中国的战败，使得日本人可以不再使用“杀过人的日本兵都死了，我是清白无辜的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话术来裱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