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的根源，在于其发明者不懂外语。
把几个外来词当做信仰，这辈子算是走错路了。
比如中央集权（法语 centralisation），君主专制（法语absolutisme），封建主义（英语feudalism）。等等。
不是来自英语，就是法语。或者是近代日本翻译洋文，找不到对应概念，借用古汉语“经典新解”的嫁接词汇，再传入中国。就比如上面三个词汇都是。
当一门反映本土情况的学问（中国史）频繁使用外来词汇，会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该学问会不自觉地扭曲事实本身，变成贴近词义的命题作文
我想玩过帝国时代系列游戏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游戏无论几代，无论你是中国日本拜占庭还是阿拉伯，所有宗教建筑都叫修道院（Monastery），所有宗教单位都叫修士（Monk）。
当然全世界宗教及其教众都有相似性，是能跟修道院修士沾点边，但不等同所有宗教及其教众的行为方式完全一致。不是谁都苦修避世，也不是谁都讲经布道，也不是谁都清心寡欲。
词汇的滥用，很可能让人误解为彼此都一样。而很多词汇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表现事物不同形式之间的殊异。就比如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等等。
只有明白这种语言传播学上的误差。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法、德、俄）集权着集权着，专制着专制着成了近代列强。中国干了一样的事，挨打受欺负。
很可能是词不达意，中西政治传统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我们就拿君主专制来说。
君主专制的原义是指，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西方王朝君主，通过国家制度背书君主权威，以政治结盟为形式缔结的领袖契约。概括的是君主个人行径合法地绑定国家意志，全国资源高度绑定君主周围的社会现象。
君主专制一旦确立，是国家权力的结构性存在。无论是篡位还是架空，都不生效。因为君主权力受到法律背书，只能改变制度才能解构。
这一点无论英国光荣革命，还是俄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德皇一战退位，都是从法律上彻底改变或改革就能看出。每次君主出事，都是新制度上的改进，因为君主受益于旧制度。
但是中国的专制模式，其实是律令+流动。国家机器将全国的律令集中化，用统一的律令调配全国资源。皇帝本人只是这套社会资源高速流动的系统程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在程序的形而上。
比如大家都看腾讯视频，皇帝是终身会员，其他人都要年费月费。皇帝是比其他人有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经济优势，为的是弱化所有人的经济能量，避免势大。
因此中国皇帝账号可以盗号，借用，只要不被封号。
但无论皇帝还是其他人，他们都利害于腾讯机制。腾讯有一天视频全免费了，那皇帝和其他人都受影响。这种机制，放在中国封建政权就是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虹吸了全社会的能量，用统一的官僚体制赋能，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百年时代变幻，会有历史周期律。就是前封建政权的制度生锈了，在新的经济周期下无法再成为经济实力最强者，反而根基被社会几百年不断的自发性竞争稀释。
所以，皇帝和政权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两码事。皇帝是皇帝，政权是政权。他们是会混淆，相辅相成。但从根基来看，政权体制是比皇帝更深的地基。
为了避免很多人无法理解其中差异。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觉得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是好事吗？
很多人看过中国历史，都会联想到国将不国，饿殍遍野。但我告诉你，这是西方专制时代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呢？
一个中西方专制时代最明显的分野，就是西方君主没有内外朝。没有谁是内臣，谁是外臣。没有谁是朝廷选拔上来的，谁是国王个人亲信。
换言之，你想在西方朝廷当官，都是对国王进行过个人效忠或被国王政治拉拢。换言之，满朝朱紫贵，都是天子门生。
很大原因，就是西方君主专制就是与国王政治结盟，与国王资源整合。
这就好比路易十四修凡尔赛宫。对外宣扬目的是看管贵族，避免他们闹事。其实都是把他们圈养在路易十四眼皮底下，用国王恩宠表现其地位高低，是路易十四天然的潜在盟友。
路易十四可以通过各种舞会交际，释放政治善意与看对眼的贵族实现效忠关系。
这就是一种原始的政治结盟。
其次，法国卖官鬻爵最猖獗的时代就是路易十四。第一将官位高位拍卖，有稳定的财政收入。第二，法国没有科举制，这是全社会新兴经济势力敞开晋升通道
买官成功，就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可全社会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经济能量。这本质上就是以国王名义，与社会的优质资源和优质精英手拉手，形成社会结构中的“金字塔”式回流团结。君主专制，是国家优质资产的保障书。
这也是为什么孟德斯鸠说国王，就该卖官鬻爵。很多不了解西方政治史的人，以为是在嘲讽。我以前就犯了这个毛病。
其实是孟德斯鸠在训诫国王们，要学会拉拢精英。
可路易十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律说了，国王乃立法者。
所以，西方君主专制是建立政治信用基础上，以政治结盟形式，团结社会优质资源的经济契约。
精英信任君主专制，是跟国王能赚大钱。反之君主专制没好处，大家都要反对。
所以，西方君主专制信任崩塌的时候，都是打大败仗的时候。
英国光荣革命，就是英国国王屡次勾结路易十四，让英国损兵折将。所以英国精英要约束他，立宪训政。
法国大革命，就是七年战争以来，法国没赢过几次仗。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胜似败，国库严重亏空。国民和精英不信任国王，所以要推翻它。
德国霍伦索亨王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更不用说了。一战输得太惨，他们必须下台。
因此，西方君主的权力看起来比中国君主更不遮掩，是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优选者。当这个选项不存在时，他们就被推翻。
以此延伸西方的中央集权，也是如此。今天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单一制国家，看着与我们很类似。其实他们地方权力依然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央集权的理解，是把全社会资源和精英变成自己的永恒盟友。
而不是从中参与，调配。
但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另一种情况。
中国的君主专制根基，就在于干预经济规律，参与全社会的经济调配。
因为从前文可以得知，我们的社会模式更准确的说是“律流社会”。皇帝倚仗律令的社会资源高速流动，保障社会能量的原子化，来保证自己的势大。
可这样同样意味着律令的失效等同皇帝权利的失效，律令对社会资源自发整合的迟钝等同于皇帝资源的懈怠。
也就是律流社会，永远无法顺应经济周期，永远无法即时扼杀社会原子的发育。
直接说，越是管得紧，底层流动就越管不了。越是像结盟形式层层派发，底层反而动弹不得。
我可以结合我的经历来谈。
我从初中就住校，算上高中在大学前就已经住满六年。
而且很巧的是，我的初高中都是号称军事教育，被万千不想管事的父母在这里托付爱的责任。
可是呢，我的初高中生活截然不同。
我读初中时，可以上课看小说，看电影，睡觉等等老师管得都不是很严。谈恋爱，厕所抽烟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校外混混都能屡次混进校园。每次学校抓纪律都是按着葫芦起了瓢。学校是在管，但拿学生没办法。
当然同样的，我们初中也没一个班纪律很差，风险平均分布。
但是我读的高中，这些事不是没有发生，而是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发现不是记处分，就是开除。每当有人违反校纪，比如抽烟打架男女生牵手时，那些巡查的老师都想预置了影分身一样及时出现，并给出惩罚。
这样的校风，已经接近于1984里老大哥治下的奇景了。以至于我们高中能做到了中国高中未有过的奇景，校园歌曲不能放爱情歌。读书三年，听了三年红歌。
可造成一切原因是什么呢？
我踏入社会后，回想初高中经历，就发现两个学校管理的优劣。
我们初中看似严格，其实管事的只有一个政教处主任。他是尽职尽责，天天跑。但他负责对接的是全体班主任，帮手都是轮值老师。这就意味着实际管理中，班主任真要护犊子他无法追责，执勤老师职务有限也不会揽下责任。
所以，我们初中的校规就是不上不下的尴尬。
可是我们高中不同。我们抓纪律的老师，包括五个副校长，十几个政教处主任，每年级的年级主任，各年级的尖子班主任艺术班主任，还有校工会主任，杂七杂八的主任我已经记不清了。等等。
仿佛每个老师都有实权，每个老师都很尽责。以至于班主任根本无法欺上瞒下，甚至班主任还会主动配合。
毕业后，我才知道所有抓纪律的老师是按人头分钱的，只要抓住一个学生违纪五百到一千不等。老师不包庇或者主动检举，还有奖励。
所以，你发现我初高中的政治形态不同吗？
我的初中就是典型的律流，学校管理者是权力很大，也是垂直管理。可是管理层也分散，无法捕获风险。
但是我的高中，所有有官衔的老师，都是信息互通有无，都是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一种政治结盟的方式，团结上层精英，底层根本喘不过气。
我初中校长每学期演讲台强调纪律，台下学生都在憋笑。我高中校长三年没见过回面，他创造的校纪权威长存。
这不仅是初高中的区别，也是中西君主专制的区别。
顺带说一句，近代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真正管理模式是跟我高中更像，而不是很多臆想的中国封建王朝。
容克普遍分布在普鲁士民间，他们拥有的权力和经济基础国王背书，形成了容克自发性贯彻军国主义的奖励机制。
说了这么多好像是律流社会的坏话，那么这样的社会有没有生存之道呢？
其实是有的，答案早就被批为秦制的始作俑者秦朝写出来了。
那就是让资源永远流动，皇帝永远用国家机器调动社会资源。
为什么秦始皇统一全国还不满足，北抵匈奴南征百越，又修秦直道，还修阿房宫秦皇陵等等。
仿佛秦始皇被千古功业腐蚀了智力，完全不知道这样榨用民力会有问题。
其实冷静来看，这样的国家工程不断上马可能才是秦朝的命脉。
因为秦朝的文吏和武将制度，都是垂直选拔，都是考核升迁。这就意味着秦朝的政治生态，除了皇帝，没有长存的既得利益者。
这就意味着秦朝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高度绑定，律令的效力决定了秦朝政权的经济实力。
所以，秦朝这种完全靠武力征服的政权，没有任何道义背书。可以参考六国遗民反对秦朝的檄文。
秦朝的维稳，本质就是让律令不断发挥效力。这怎么办呢？那就是不断上马大型国家工程，让社会经济总量不断错配，那秦朝在经济博弈中永远是最大的。
可结果大家看到了，秦始皇一死，秦朝开始崩塌。这其实是秦朝统治阶级薄弱有关，完全不结盟只依靠律令的下场。
所以，后代政权没有谁做到秦朝那样彻底的律流。
可秦朝创造的律流模型，依然对后世造成影响。
即便后世政权有强硬的统治阶级，有更大的基本盘。只要国家政治底色是律流，是不断经济错配保证政权能量，那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拉拢任何精英都是缓兵之计。
所以，这套“效率论”永远适用。
即所有大一统律流政权，永远都要靠大型工程赋予活力和死机，游走生死两面。
能搞大型工程能强制社会资源流动，只要有收益，说明政权永远在上升期。就比如汉武帝打了几十年仗，国家没垮，汉宣帝扩大战果，就说明赚的比亏得多。唐朝从开国打到安史之乱前，胜败无数次依然孤心一直，就说明收益是正向的。
汉唐一强就是一两百年，就说明强的不是气数，而是押中了经济周期。
当然一旦大型工程有亏损，社会资源没调节好，整个社会也会垮掉。就比如隋炀帝没打赢一仗，唐朝的安史之乱。
可律流社会不能不动起来，不能不上马大型工程，不能不稀释资源强制流动。这样国力会衰落，律令臃肿，迅速衰落很难崛起。就比如整个宋朝，明朝的中后期。
宋朝总是比汉唐多几百倍的经济成本，造大城养军队，收益不及百分之一。明朝中后期没有宏大叙事，军队都是征募而来，问题发酵到萨尔浒时就已经成了各路人马不认识，抢功又不听指挥，大败引起明朝崩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