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理上讲,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重点倾斜于那些公益性强、产业性弱的领域。
教育领域,越是“上游”者,比如婴幼儿、儿童年龄段的,就越类似“基础研究”,这个年龄很难有效识别人的禀赋潜力,很难看出谁能成才,以后能收获多少回报、能为社会贡献多少价值。而高等教育,则类似直面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一个成年人,各方面的禀赋、潜力、确定性,投资回报率的“可测算性”,远高于小孩子。
再说得直白点,假如你确认你的小孩能成为人中龙凤,那你就有很大的概率愿意生孩子。但现实就是,你不知道孩子未来会怎么样,你担心他受不了各种残酷的内卷、被分流淘汰,而不愿意“滥生无辜”。而18岁的高中毕业生、22岁的大学毕业生,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学会什么样的知识,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进而如何决策自身的教育投资和人生方向选择,要有数得多。
前者,成本可测算而收益无法测算,且从概率上看99%的项目都注定无法“回本”;后者,有相对成熟的产业化投资回报率分析模型。显然前者更适合公益性质的投资,而后者有更强的“产业性”。
过去若干年,过高的婴幼儿保育成本(注意,幼儿园学费的正式名字叫做“保育教育费”)是“养不起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过于廉价的高等教育成本导致的过高的大学入学率,直接导致本科学历区分度消失,硕士成为必选项,考研成为高考式的独木桥(而且二战三战的比率越来越高),年轻人在校学习年限大幅延长、婚育时点大幅延后,让大量不适合学习研究高深学术知识的年轻人的婚育黄金年龄在无意义的学历内卷中被浪费,也是压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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