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早期党员的印象，仅凭一大的13个代表，或是一大之时53名正式党员，仍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全貌。因为加入早的党员，不一定做的贡献就多，比如经陈独秀劝说加入的新闻界人士中，有那么两三个，实际上就是个误会，有的1921年当年就退出了，也有的，过一两年退出了。而另一些1920年的团员，已经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21年下半年才转为正式党员，并在后来成为杰出的领袖，这样的党员排在后面，当然是不合适的。
这里统计了1921年底的正式党员，同时剔除21年当年就脱党的，共计129人。当年平均年龄26岁。
最年轻的王锡疆只有16岁，20岁牺牲，也是最年轻的。最年长的贺民范55岁。
罗亦农蒋先云沈泽民刘仁静等19岁的7人。
邓恩铭郭亮赵世炎夏曦杨开慧等20岁的11人。
夏明翰等21岁的7人。
李立三等22岁11人。
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王尽美何孟雄等23岁18人。
李之龙张国焘等24岁的8人。
陈潭秋杨匏安罗章龙高君宇沈雁冰等25岁11人。
蔡和森恽代英等26岁的7人。
邓中夏包惠僧刘清扬等27岁的9人。
毛泽东张申府等28岁的6人。
29岁到39岁共28人。陈公博29。陈望道30，李达李汉俊31，李大钊32，谭平山董必武林伯渠35，
41~45岁4人，陈独秀41，何叔衡45。
其中女党员3人，少数民族4人，贫雇农出身5人，工人党员7人。
按籍贯，湖南52人，湖北24人，浙江11人，广东10人（海南1人），山东5人，天津4人，河北4人，安徽3人，江苏，江西，四川，陕西，山西，云南各2人，福建，广西，贵州，吉林各1人。湖南湖北是清末民初，依靠铁路水运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阶层固化程度较低，洋人，军阀，商人的势力较弱，而新闻出版和教育业发达。
按学历，北大生25人。师范生26人。留苏的10人（年轻，多是团员转党员），旅欧的12人。留日的9人（年长，有多五四运动之前的革命经历）。
论革命资历：
辛亥革命之前即参加反清革命的有陈独秀等6人。
同盟会员7人。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11人，最年轻的是当时18岁的毛泽东（长沙光复几天后入伍，湖南新军招兵原准备扫平湖南全境，没想到仅一周，全省就光复，没仗可打，过了半年就退伍了。算沾个边儿吧，毕竟为革命参军，有牺牲的可能）
参加过反袁二次革命的10人，最年轻的是当时16岁的李之龙。
新民学会会员16人。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60人。
早期团员24人（1920年）
按介绍党员人数，毛泽东16人。陈独秀11人。李大钊7人。董必武4人。
建国前的离世86人，平均年龄35岁。不到30岁离世的22人。30-39岁离世的43人。1927~1928年离世29人，绝大多数都是就义和牺牲。
一，献身
刑场上就义41人，战场上牺牲12人，病故18人，肃反错杀2人，失踪1人。革命成功之前为党献身的合计74人。
二，离党
开除14人（开除主要是三件事，1929年托派，1930年顺直省委事件，1931年非常委员会中的幸存者），退党（大革命前因主张不同，性格差异）、脱党、失联共28人，叛党3人，离开党的合计45人。
三，幸存的党员
早期党员仅有10人带着党员的身份进入新中国（党龄连续未中断，另有两人失联后重新加入的不计入）。按后来的职务，国级5人，部级3人，局级1人，普通党员1人。
活到建国后的43人平均年龄在76岁，最高寿的活到99。
按支部
北京32人，18人献身，13人离党，存1名
长沙30人，21人献身，6人离党，仅存3名，
上海23人，10人献身，11离党，存2名。
武汉21人，15人献身，5人离党，存1名。
广州10人，5人献身，4人离党，存1名
旅欧7人，3人献身，2人离党，存2名
济南3人，2人献身，1人离党，
旅日3人，1人献身，2人离党。
党员人数，北京长沙最多，党员的整齐程度，长沙武汉最好。综合看，党的初期发展以长沙（湘区）成绩最好。
补充 关于一大的意义、前后的状况及某些细节
一大之前，尽管大家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但对于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党？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比如入党的门槛和退出的条件是否严苛或宽松，各地标准不一，再比如党的信条，是否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这条虽然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但对工农党员又过于深奥了。又比如说党内的领导方式，陈独秀偏向于集中（委员会负责），李汉俊偏向于民主（代表大会），直到马林出现，一锤定音：民主集中制，张国焘这个投机分子甚至鼓吹独裁（委员长负责，后来被陈独秀接受），并撺掇刘仁静炮轰李汉俊，自己拉偏架，最终把李汉俊逼离上海，由自己接了组织委员的位置。
一大之前各地小组地位是平等的，包括自称中央的上海小组，实际上只是一个联络中心，通过代表大会形成权力中心，对中央局授权，使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权合法，从而能够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
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主要是不够重视，以陈自己的经验，之前开过多次会议都是议而不决，马林能够开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太高。而李大钊没有参加要怪张国焘，由于李先生是北京警察的重点监视对象，所以李汉俊的信和路费是寄到张国焘等人的住处，张等人把代表名额定了才告知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