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爷爷叫童受民，抗战期间是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46年8月，44岁的他远渡重洋，参加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成为了唯一证词被采纳并直接影响判决的中国企业家。
“八一三”事变后，作为上海最重要的电力企业之一，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难逃被日本侵略军侵占的命运。日军的轰炸机不断掠过浦东上空，办公室与职员宿舍都深陷火场，厂房和设施被抢夺、毁坏，浦电损失惨重，停电停业，到日本战败时，只剩一具空壳。
尽管一年前刚做完胃切除手术，身体情况不太适合长途奔波，他还是乘坐B-24“解放者”轰炸机，作为10名企业家代表之一，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军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根据庭审记录，他在出庭期间，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当年回到上海后，面对亲朋好友的好奇与关切，他用一句“很累”淡淡带过。多年后，读着耄耋之年的他亲笔撰写的自传时，家人们才明白，那个悠远的1946年夏天，他怀着的是怎样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
在自传里，他用整整一段文字回忆他人生中特殊的一天：“1946年8月，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奉翁文灏命，来沪邀予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予欣然由孙拯陪同搭美机赴日。中国检察官要求予用英语发言，固辞不获，乃先拟就证词，因法庭不许携带文稿资料，祗得背诵纯熟，以免临时疏漏。28日予准时出庭，供证日军强占八年中浦电所受财产上及营业上损失情况。在予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仓猝间用英语对答，未免稍感紧张局促。约经一个半小时勉力应付，始完毕退庭。予幸未辱使命，但未用国语发言，深感遗憾。”
我时常觉得难以想象，临危受命的堂爷爷，是怎么在高压状态下完成大量的调研、举证和全英文阐述的？
面对辩方律师不断的插词质询，他用亲身经历与准确数据，全英文流利地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指控日军侵华期间致使浦电遭受重大损失。在当时派出的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成功指证了日本侵略者暴行，在东京审判中留下了“中国声音”。
可是，他在法庭上据理陈词，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庭证却不等于成功的索赔。
在东京审判宣判后的岁月里，家人们偶尔能听到提及当年索赔之路的艰辛：劫卖至外地的设备或因破损严重已无拆回价值，或因内战已起、道路阻隔而难以运回。申请赴日拆机折赔，又遭人作梗终未成。
后来，新中国成立，他顾全大局，积极调配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批技术人员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将部分技术人员分配至上海电业部门成为生产技术骨干，充分彰显了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之心。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他的坚定、执着与家国情怀，似乎从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