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面临蝗灾威胁。当地民众感叹，战火虽烈尚不至绝收，而蝗虫过境却会导致颗粒无收，连基本口粮都难以保全。
一平方米的耕地上有时能聚集80只蝗虫，起飞时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恐惧之余，人们不禁好奇：为何此类蝗灾多发生在乌克兰和印度，而中国却鲜有如此严重的灾情？
在古代，从春秋至明清的史书中，蝗灾的记录比比皆是。据统计，古代几乎每5至7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蝗灾，而小规模的蝗灾更是数不胜数。
白居易的诗中曾描绘飞蝗过境的场景：“雨水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斥土。”
网络上有说法认为，电影《1942》中描绘的大饥荒是由蝗灾引发的。事实上，人类摆脱蝗灾的威胁不过是近50多年来的事情。
这里要感谢两个人。
时间回到1951年，远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家马世骏收到祖国的消息，让他回国治理蝗灾。但当时美国不愿放走这样的高端人才，软硬兼施，既提供科研资金，又限制其出境。
但马老报国心切，以赴欧洲参会为名，辗转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地，历时三月方归故土。自此，他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治理蝗灾的事业。
回国后，马世骏教授立即带领两名学生前往江苏洪泽湖地区，这是当时黄海沿岸蝗灾最严重的区域。为深入研究蝗虫习性，他们在河堤上的草屋中安营扎寨，周围遍布蝗虫、牛粪和苍蝇。
七八月三伏天里，师生三人冒着酷暑与暴雨，忍受着刺鼻气味，昼夜轮班观察并记录蝗虫的生活习性。
雨季时，洪泽湖水位暴涨，他们不顾危险，坚持乘船考察。在急流中试图抛锚靠岸，却因水流过猛，锚被冲走。马老的学生感染疟疾，因距村卫生所太远，险些丧命。
这些生死经历在日记中仅寥寥数语，而对蝗虫习性的记录却极为详尽。他们发现当地“洪灾之后必出蝗灾”的说法确有依据，因洪水退后形成的淤滩为蝗虫提供了理想的繁殖环境。
飞蝗会在淤滩上产卵，淤滩面积越大，飞蝗产卵的范围就越广。若洪水持续不退，虫卵将被淹没致死；而洪水退去后，随着淤滩逐渐干燥开裂，虫卵便得以孵化，进而形成蝗灾。
然而，江苏与河南地区常年干旱，黄河泛滥时又易发洪水，这种旱涝交替的环境恰恰为蝗虫提供了理想的生存条件。
因此，马老摒弃了以往使用杀虫剂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治理蝗灾需先治理水患。
蓝红蓄水输郡河道，使曾经的飞蝗产卵地被水淹没，随后翻晒土地以消灭土中的虫卵。接着开垦荒地种植作物，使蝗虫失去产卵场所，最终将水稻改种棉花，断绝蝗虫的食物来源。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这一治理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977年，我们才宣告中华大地上的千年蝗灾在国人手中终结。中国终于成为能基本控制蝗灾的国家，但这并非终点。
十年后，退休的马老发现内蒙古与新疆草原的蝗虫大军再度呈现泛滥之势。
这时，他的学生康乐院士自告奋勇，继承他的衣钵前往一线。他发现蝗虫与平时所说的蚂蚱属于同一类昆虫，但神奇的是，
它们单打独斗时只是普通的蝗虫，一旦聚集形成群体，就会变成破坏力极强的飞蝗。随着战斗力的提升，其外表也会发生变化。
散居的蝗虫通体呈绿色，而群居的蝗虫背部则变为黑色，仿佛在宣告自身已完成黑化过程。
最神奇的是，这两种状态可以相互转换。若人为将蚂蚱聚集，仅需四小时即可形成蝗虫大军。反之，若将蝗虫分开，落单的个体一两天后便能恢复为蚂蚱。
因此，康院士决定找出蝗虫聚集的关键因素，使其落单后逐个击破。经过30年的研究，康院士团队成功发现了促使蝗虫聚集的信息素，并研制出一种与该信息素结构相似的化学物质。
蝗虫在感知到这种物质的气味后，行为变得紊乱，如同醉酒般失去方向感，最终自行飞入预先设置的诱捕网中。
两代院士毕生致力于农业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硕果。我们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无数昆虫学家和农业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然而，这并非终点。康院士研究发现，即便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蝗灾的草原地区，过度放牧也可能导致蝗虫大规模滋生。
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蝗灾仍有可能卷土重来。目前，科学家们正在持续研究防治蝗虫的方法。
事实证明，并非天佑中华，而是无数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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