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作用是两条：
一是通过公布租金水平，在近期提供房价锚定物；
二是地方国资平台进场，在长期以“非改租”盘活资产。
现在楼市的问题就在于不确定性太大，房东觉得应该稳或者应该涨，购房者觉得应该继续降，双方达不成共识就不利于成交走量，而我们都知道缩量下跌并不是底部信号。
有人说，可以根据租售比确定合理价格。但问题就在于，许多空置房并没有经历出租过程，房东对租金水平并不清楚。退一步讲，即使房东明白租金水平，在权衡时也会主要参考入手价、利息成本乃至装修成本，而不是租金水平与租售比。
当然中介群体实际上是在以租售比的角度衡量的，为了促进成交，他们会对房东说：想快速成交就要“低于市场价”或者“比别人低”（实际上能成交的价格才是市场价，“比别人低”的本质原因是片区成交量有限，降价才能进入排名前几的成交区间）。
我先前的回答介绍过交易成本在搜索、比较、协商和争议等环节的体现。
实际上《住房租赁条例》的关键就在于，各类限制性条款把“出租房”变得更加标准化，并且通过公布地区租金水平使比较与协商环节更加简便。这样就会引导所有人以租售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公布的租金水平作为房价锚定——有正常思维的房东就不会再过于坚持成本支出的逻辑，购房者也不会再期待房价无限制下跌，如此更有利于促成成交，起到在近期促成二手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效果。
——但在这之前，存量房因拆迁预期的增值部分（为什么？这个问题就不展开了，可参考我的其他回答），和房东群体长期以来坚持的成本支出逻辑下的多付出的成本，会全部损失。也就是说，出现“稳”的前提，是先要“跌”到位。
有人说公布租金水平是为房产税提供标准，其实租金对房产税的作用是间接的，因为房产税锚定的必然是评估价，而租金水平并不能直接决定评估价，而是通过租金稳定——房屋售价相对稳定（计入折旧）——评估价基本稳定的逻辑间接影响评估价。
而且这《住房租赁条例》其实并不有利于个人房东出租。其中的第五条明确企业可以把非住房建筑改为租赁房，很多人还在分析目前的群租房平台企业，认为隔断房又被允许了。
实际上这一条服务的是持有较多闲置商业办公（前些年的各类产业园）、闲置厂房（前些年的工业上楼）的地方国资平台。这些资产因种种原因长期闲置，按原功能盘活困难，现在又严控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新的思路就是非改住，通过改造为租赁住房进行再盘活。
因为这些资产拿地时就没有付出多少成本，甚至按一些当时的鼓励政策（各类产业园、工业上楼）可以做到零成本拿地，所以改造为租赁住房后，地方国资平台的综合成本比个人房东与群租房平台企业要低得多。而且这次就是冲着资产盘活、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去的，所以相关结果其实比较容易预测——地方国资平台会多一个细水长流的稳定收入来源。
还是那个结论：
不同于过去单一倚仗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模式，将来地方就是三条腿走路：一是明确针对头部改善群体的“好房子”带来土地出让金，二是国资平台公司的租赁住房收入，三是针对存量住房的房产税——这就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