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这一部是合格的古装商业大片，我完全认同这个判断。
对于商业片来说，“合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褒奖，而如果一个导演有能持续创作合格商业片的能力，那么这个导演也是市场所需要的。
因为有不久前完播的剧版作为对比，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优势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电视剧相对拖沓、散漫的剧情，让一部分没看过原著的观众降低了对于电影的期待，这个电影的票房再增加个一两成应该没问题。
具体来说，电影《长安的荔枝》的视角更为聚焦，且对作品的主基调进行了调整。整个电影延续的是大鹏此前擅长的职场剧的节奏，同时对李善德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补充。按照今天的概念来说，具有出众算学能力却不擅长交际、考入国家部委但需要背负多年房贷才能在长安安家的李善德，是很符合“小镇做题家”的形象的。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做题家”，在某一天遭遇了一个不得不应对的职场大坑——从岭南送鲜荔枝到长安。
马伯庸的小说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马伯庸很喜欢写小人物落入大阴谋之中，然后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外部的帮助来破解这个大阴谋。这样的写法放在小说中并无问题，但对于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电影来说，仍显复杂。《长安的荔枝》则基本摒弃了阴谋的大基调，专注于展现李善德是如何筹划并且亲自主导运送荔枝的过程，并且是以喜剧的基调来进行叙述。
这看似对原有很大的改动，但实际上反倒贴合了原著的精神——马伯庸历史小说虽然以细节详实丰富著称，但其作品的核心反而是结构与反讽。
在这样的聚焦之下，《长安的荔枝》在叙事层面就展现出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优势——快。从接到敕令到赶赴岭南再到回长安，整个过程没有超过一集电视剧的时间，而难能可贵的是，就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大鹏也把镜头给到了大唐的芸芸众生。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前半段印象最深的几个场景，就是李善德从长安赶赴岭南的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贫苦的百姓。李善德骑马与一群流民逆行的那个画面，很多人应该也影响深刻。我觉得这个画面拍得很好，如果仅从画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边是破衣烂衫逃命乞活，另一边则是穿着官服骑着马办差，他们的命运看起来有云泥之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流民背井离乡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而李善德的目的也是活下去，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如此相似。让他们都不得不做出如此选择的，正是那个即将进入大动荡的时局。
当李善德到达岭南的时候，他也已经是破衣烂衫、头发散乱，如果不是那身官服，说他是流民也会有人相信。这似乎也是另一重隐喻：在官僚系统里作为基层官员的李善德，在更有权势的人那里，也逃不脱成为流民的命运。
此外，在本不算长的电影里，大鹏还对黄草驿这一段的情节进行了重点表现——这反而是此前的电视剧所忽略的。当然，这里无意拉踩，但作为原著中的重要情节之一，这里电影的处理显然更好。
当然，要挑问题的话，这个电影也是有一些不足的，例如何启光和鱼朝恩都使用了武力手段来阻挠李善德运荔枝，鱼朝恩甚至还要派人杀了李善德，这就不太符合官场的行事风格。不过好在这些情节的比重本身就不大，又分散在电影的各个部分，加之电影本身的喜剧风格，很大程度上也抵消了电影在情节上的问题，从而让电影能保持合格之上的水准。
在电影的宣发海报中，大鹏并不讳言这个电影有借古喻今的意思，甚至可以说，这部电影能有当下这样的口碑，除了剧情本身更为流畅之外，它讽刺的内容也让观众有更多共鸣。例如“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又何谈不劳一文”虽表面上好听，但最终不过是“苦一苦百姓”，而从十丛荔枝到几百丛荔枝的层层加码，也一定让很多基层打工人深有共鸣。还有李善德去各部办事时被踢皮球的情况，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现实遭遇。在一个喜剧电影的框架下，这个尺度也已经算是比较大了。
而大鹏最具优势的地方，一是他本人具备的轻喜剧电影的导演能力——这在他此前的多部作品中已经得到的验证，二则是他作为具有大厂经历的打工人和曾经的北漂一族，所具有的职场经历和对小人物的关怀始终不曾欠缺，这也让他能为小人物的职场故事赋予更多的真实感。
总的来说，《长安的荔枝》已经能够证明大鹏是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商业电影导演。再过去几年，因为有《流浪地球》、《哪吒》这样的电影，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只有这样的现象级作品出现，才能代表电影市场的繁荣。但从其他电影市场的经验来看，那些电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电影市场的长期稳健运行，其实需要的恰恰是大量合格线之上的普通商业电影，稳定的预期比难以预测的爆发更有利于产业的投资与运营。而目前在国内，大鹏、陈思诚等导演是很有希望扮演好这样的角色的。
在这里，就再期待一下大鹏的下一步电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