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普通的工人、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也没有迁徙自由。集体农庄里面的农民就等同于国家农奴。他们没有离开农庄的权利，在1950年以前，一个农民如果离开农庄，就被认定为逃亡，等同于犯罪。

与此同时，上百万的劳动改造犯实际上被视为国家奴隶，为国家修铁路、开矿伐木，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劳动成果被完全拿着。

尤其是，苏朕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怠工罪纳入刑事处罚，并且可以判处死刑的国家。这就直接说明，在苏朕，劳动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个完全强制性的要求。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会给卢里发工资，但会给奴隶最低限度的食物来维持生存。

在苏联，虽然有所谓的工资制度，但实际上，工资统一制定，没有任何议价的空间。在计划经济下，甚至连基础所需的面包、肥皂，也需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

在苏联，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最基础的生活所需，这和奴隶的口粮没有区别。

甚至，苏朕的奴隶制，比古代的奴隶制还要更为彻底。

因为在古代，奴隶属于某个奴隶主，但在苏朕，整个国家就是唯一的奴隶主，全苏朕人都是奴隶。在古代，奴隶至少还可能有赎身的自由，但在苏朕，奴隶在方方面面都被彻底控制。

但它不仅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着这套制度的运转，而且还要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让很多人成为奴隶而不自知。

第五是强制劳动体系。1932年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俗称“三根麦穗法”）把偷拿合作社、国有企业财产（包括地里尚未收割的粮食）定为重罪，最高可判死刑、没收全部财产；而更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则通过古拉格系统服务于国家工程，从运河、矿山到林场，劳改犯成为“国家项目”的人力来源。这些制度安排把“劳动”从权利与契约关系降格为国家刑罚与工程资源——这不是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民”名义组织的大规模强制动员。

第六是企业治理与劳动过程。斯大林时期确立“一长制”（edinonachalie），经理人与技术官僚获得对工人的单线指挥权，同时辅以斯达哈诺夫运动、计件工资与“规范飞涨”的时间—动作测定，把超额完成指标塑造成政治忠诚的表演。劳动簿（trudovayaknizhka）在1938—1939年重启，记录你的就职、奖惩、开除理由，是进入下一份工作的“政治背书”。当劳动被纳入政治忠诚与刑事风险之中时，工人的谈判空间几乎被榨干。

最后是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固化。所谓“党政干部任命表”（nomenklatura）构成了一套职业贵族：他们拥有专用商店、专用疗养院、专供食品与度假别墅，子女享有更好的入学与升迁通道。特权不是偶然的灰色地带，而是明明白白的制度化福利与人事控制网络。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阶级”——以政治位置而非产权份额攫取剩余——在苏联并非阴谋论，而是历史常识。

把这些要素拼起来，你看到的是一幅清晰的画像：名义上“工人—农民国家”，实质上以党—国官僚为核心的统制型秩序。工人并不掌握生产组织的关键权力，退出自由被限制，工会与罢工权被剥空，农民长期被束缚在集体组织上，劳动纪律被刑事化，强制劳动系统化，特权阶层代际延续。这个结构很像前现代的“人身依附+贡赋提取”，只是把地主—农奴换成了“国家—劳工”，把地租换成了计划指标与行政命令，把宗法伦理换成了革命话语。

因此，说苏联“根本不是工人国家”，不是情绪化的辱骂，而是对制度事实的归纳。它当然实现过动员式工业化、全民教育、军事科技等成就，但这些成就建立在把大多数人变成国家的“资源”和“对象”的前提上。把这种体系叫做社会主义，只是语词上延续了革命正当性；若从工人立场检验，它更接近一种“官僚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新农奴制”——多数人为少数苏式红色特权阶级服务，这恰恰是它的常态，而不是偏差。

怠工罪，比历史上奴隶主对奴隶的惩罚还要严厉，奴隶主对奴隶偷懒这件事之前没有形成严格的法律，具体情况要看人，但是苏联是全国一刀切的，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可以说是国家奴隶主义。

苏联还有惨烈的zz斗争，没有任何余地。失败者被杀人诛心，所有功绩抹杀，肖像抹除，人格消灭，成为不能谈的滑梯，这点和远古时期被赶下台的部落领袖被杀死如出一辙，就连封建时代都有赡养前朝遗孤以彰显仁慈的传统，但是苏联没有，它对自己人都很狠。

苏联的计划经济，所有人的需求通过一群每天窝在别墅里的官僚的个人喜好和拍脑袋想当然的方式决定，最后沦为各个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战场，人本身的需求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点可以说不是开倒车和封建，封建社会都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说苏联是“工人的国家”也好，“人民的国家”也罢，都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它是从早期的属于一个暴君的国家，到暴君死后，成为一大群集体无意识的平庸官僚的国家，直到它消失的一天，它都不属于工人，也不属于人民。

苏联这类国家比较先进，逆练马列心经时，开创性的搞出了共享单车制度。

所以工人伤亡率和共享单车一样高。

不管你开河里，锁地下室，砸了卖废铁。公司要做的接着把能用的自行车调往运营区。

历史上的奴隶制是有些人是奴隶主，各个奴隶主各自有他自己的奴隶，如果某个奴隶主有奴隶怠工，最后把这个奴隶卖给其他奴隶主就是了，或者赶走不让他白吃就是了，不会用死刑的。但苏那里全国就只有唯一一个奴隶主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整体，不再有其他个人或集团奴隶主了，所以有怠工的奴隶他想卖也没有买家，唯一只有是用死刑来处理了，难道赶这个奴隶到国外去吗，没钱这个奴隶也没法去外国，不死刑就还要每日给这个奴隶食物，所以有怠工的奴隶又不想白养着这个奴隶，就只能是用死刑的办法来解决了，因此这个国就成了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奴隶怠工死刑的国了。也因此去查历史上的奴隶制，是不可能再找得到有做到这么彻底的奴隶制的了。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发表在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第48辑上的《献给“三线”的青春》中，曾这样忆述六、七十年代自己在陕西汽车制造厂的工作经历：

我自己的冲压工种也是相对危险的。在沟儿里的九年，陕汽一直没有形成大批生产的能力，冲压工相对比较清闲，因此也没有出过太多的事故。倒是我在“北红汽”实习的那一年多，情况最为险恶。（答主批注：这里的“北红汽”是指当年的“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 冲压工是危险工种，按“文革”前的国家劳动法是不允许做“大夜班”的。在“北红汽”支左的军宣队却硬要工人们给党的“九大”献红心，要求12小时“对班倒”，造成冲压工段恶性事故频发，而且多出在清晨时刻。(答主批注：“九大”就是1969年4月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最惨的是一个在厂文艺宣传队吹笛子的工人，他和徒弟对面干，他取活儿，徒弟送活儿。早晨五点多，他见对面的徒弟困得一个劲地“点头”，就说：“咱俩换换吧。”结果他自己也困，一个迷糊，送料的手被落下的冲头齐齐切掉了八个指头。听送他上医院的人说，他在救护车上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话：“我的笛子，我的笛子呵！”

有一次我下夜班，清晨骑车回家，骑着骑着竟睡着了，一跤摔在马路牙子上才醒过来。军宣队的心真是钢打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跟班、干活。也许，让他们自己干干，就不会这么使用工人了。

1967年-1979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各个企事业单位和生产队每年在春节时都是不放假的。——这是原载于《海南日报》的文章《坚硬的春节》中说的。

著名的时政杂志《半月谈》的官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 转载了那篇文章：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hqkd/201121/58638.shtml(《半月谈》则是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一份杂志)

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段落的内容位于《半月谈》的官网上此文的网络版的第2页。

在当年我国实行公社制的那二十年里，我国农民没享有“双休日”或“单休日”的待遇也就罢了，更关键的是没享有在“农闲时节”——深冬季节休“农闲”，不出门到田野进行劳动的待遇。当年农民全年只有春节前后那几天被允许放几天工、放几天假，不出工，全年的其它时候每天都听着队长摇的“上工铃”的铃声上工，如果哪个社员哪天请“事假”、没出工，那么那天他就没有“工分”，年底统计他的工分时生产队就会剔除他请事假的那些天的工分。

而且到了深冬原本应该是“农闲”季节的时候，生产队的社员们要去帮自己队或别的队、别的公社、别的县“修水利”、挖河渠、挖河泥当肥料，或“改良土壤”、积肥。（帮别的公社、别的县修水利一般是以“会战”——农田会战、水利会战的形式进行）。在那个年代，农民除春节外的平时，唯一能休息的机会就是下大雨，生产队只有在下大雨的日子才不要求社员们出工、上工。所以当年很多农民天天就盼着哪天能下大雨，以便自己能休息一天！

此外，“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一般早上6点来钟就要上工，有的地区则是要求农民每天早上5点多钟上工。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所著的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中，是这样讲述当年农民的辛劳情况的：

山东农田建设大会战暴露了许多政策问题，这正是长期以来农村形成的“一大、二公、三平、四统”问题。在平阴的一个夜晚，我遇到店子施工营的营长，他说从“大跃进”开始，年年上河工，今天转这个县，明年转那个乡，把他们村拉的土方堆起来能连到北京城，可都是替人家干的。(楼主批注：平阴县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店子”代表的是平阴县的店子乡) 当官的都把工程集中在公路边，让上头看，可山里头的老百姓就没人问了。我还遇到指挥部推荐的一个“花木兰”，说是推迟婚期来工地的。可她就不让拍照，上面人劝她，她竟哭了。她并不是自己愿意来的，父亲上河工十八、九年，累得一身病，哥哥前年施工放炮时，被炸死了，家里还有弟弟正在上中学。可上面要求每家必须出一个人，否则就要扣口粮。她为上河工的事，推迟婚期已经两年了，那年已经25岁了。在农村25岁的姑娘还没嫁出去，很容易遭人家戳脊梁骨，一家人走出去面子都过不去。这个姑娘哭得很伤心，说话间竟扔下工具跑了。

……（中略）

……东平县很多队规定一天不出工就扣一天口粮，甚至有的到群众家强行支秤，逼得家家出工，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答主附注：东平县也是山东省的一个县) 一天我在罗山村，吃中饭时突然街上嚷起来。有一个妇女坐在街心里号啕大哭，说是猪把孩子的耳朵咬掉了。丈夫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农田建设大会战，她也要出工。当时队里规定，每个月要保证出工25天（基本劳动日），不出工不仅不记工分，还要扣口粮。孩子小，家里又没人看，只好把孩子带到地里，放在地头上，上面用个筐盖着，挡太阳。那天天气太热了，孩子不能带到地里。只好把孩子拴在桌腿上。她去出工，可心里总惦记着孩子，哪还有心思在地里干活？等下了工回到家里一看。猪圈里饿急了的猪跑到屋里找东西吃，找不着就把孩子的耳朵咬掉了，鲜血淋淋的。说完她就哭开了，旁边有人说“你这两口子也是的，要工分不要孩子了”。这下子，妇女哭得更伤心了，诉苦道：“俺当家的年年会战，一分钱也没朝回拿过。俺下地也是没办法，一个工才6分钱，还买不上个鸡蛋，可不下地要扣口粮，没有吃的。俺队长是行坏，其实下地也是出工不出力，泡时间，能干多少活呀！”
这妇女边哭边说，鼻涕和泪水一起朝下流，使人听了心里发酸。

苏式制度，或者说先锋队体制的本质是由先锋队来担任“总资本家”对社会生产进行统一协调，取代普通国家中的大资本家和中小生产者，以此来避免在它们看来效率低下的市场竞争，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放在今天看简直幼稚到可笑的观点，是因为沙俄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经济水平低下且专制传统深厚，这导致这群人根本不理解竞争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而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待遇在后来能逐渐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资本家之间也会有竞争关系，当你发现只要稍微提高一点点工资，减少一点点工时，略微改善工作条件这种小小的举措就能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一大批熟练工人可以大幅度增加产出的时候，就意味着之前那种无底线压榨的时代结束了。

而在苏联，你在哪里工作本质上都是给总资本家干活，没有竞争就没有改良的动力，所以为了总资本家的财富，你只能不断地工作再工作，一直到死。

建议都读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这本书非常坦然地写了治理方法

根据布哈林的解释，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敌人也得专政。无产阶级作为觉悟最高的阶级，他自己也得专政自己。如果无产阶级不自己专政自己，就说明不是觉悟很高的无产阶级，就开除无产阶级的队伍，就需要被处死。

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

要么你是无产阶级，你就必须辛勤劳动，并且是无偿的义务劳动。

如果你不愿意义务劳动，那么你就不是无产阶级，你既然不是无产阶级，那么就可以被专政。

一言以蔽之，布哈林的想法就是，任何试图追求自己私利的行为的人，都不是无产阶级，都应该被处死。

苏系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非贬义），就是对历史和消息进行严格封锁和抹杀。

同时给人民长期洗脑，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这样即便是它的躯干死了，因为缺乏直接证据，以及对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刻板印象。

这就很容易在几十年后翻身复活。

信徒们拿着宣传当实际，传教的时候因为缺乏真实历史和信息数据，你无法反驳它是错的。

一些西方流传过来的，直接打成抹黑就行了。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五五开，你证明不了我是假的就够了，至于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自有愿意相信的信徒相信。

就像某爱国手机的模式一样，国内搞华删派，所有黑稿删的一贴不剩，国外留存的证据贴出来就说是造谣抹黑，主打就是立体防御。

因为工人只会追逐自己的利益，如果单靠工人的话，只会形成工联主义，必须在party的领导之下才行。哪怕是被往左吹捧至极的耄耋，也不会允许工会独立于party之外的。先锋队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而不是单纯只为工人爽，在这个最终目标之前，那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 而东欧的所有人只是燃料，达到历史必然性结果之前的时代的剧痛而已

北美黑叔叔时代，黑人也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并且，有些奴隶主允许黑人拥有生活资料，

这看上去完全就是左人嘴里的【】【】主义啊……

唯一的不同就是当时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太低，黑人被允许拥有的生活资料太少了……

苏联企业，是厂长负责制，厂长一个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只对上级负责。

工人没有任何权力，只能执行厂长的决策。

苏联是近现代文明史上的毒瘤。对人类的恶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