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我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律师肯定有问题，但也不完全是律师的问题。平心而论，医疗事故案件本来就很难打，打赢了，要到了88万赔偿，足以说明律师在本案中的技术方面是过关的。
至于是否存在收费畸高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大背景是上面行政管理的手伸得太长了，给了律师风险收费太强的束缚。然后才是律师为了自己的利益突破这种束缚。
法律业务可能太复杂，我打个比较抽象的比方：你请厨子到自己家里来做一顿饭，和厨子承诺：这顿饭的菜金（原材料购买价格）是1000块钱，给厨子的委托费是200块，但如果做得好吃的话，额外打赏1000块钱。这个约定有没有问题？或者厨子接案之前主动提出：我是金牌厨师，如果做得好吃满意的话，希望额外打赏我1000块钱。这个约定有没有问题？
或者你经营工厂，你和中间商约定：帮你卖出去的产品，每台提成30%，这个约定有没有问题？
双方你情我愿，在合同法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到了律师行业就会出现诡异的约束：
风险代理的收费比例不得超过案件获得额的18%。
——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的通知
我活了三十多年，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你情我愿的交易，会有第三方跳出来说：收费太高了，要加以限制。然后设定一个极其低的限制。
不过没关系，我正在执行中尝试理解。
既然这个18%的风险代理会让我吃不饱饭，所以我就不接风险代理了。知识产权诉讼是典型。
医疗事故案件也是典型。
先说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情况是，客观上很多委托人的版权、商标、专利被侵权以后，有索赔的欲望，但是是把索赔看作一种额外的收益（而非拿回自己的损失）。看作额外的收益就会有两个结果：第一，委托人不肯投入，启动案件的成本越低越好，甚至很多委托人要求无成本启动，也就是不单不给律师费，相反还要求律师或投资机构垫付取证成本、差旅成本、法院受理费；第二，对于索赔得来的收益，毕竟是意外之财，委托人相对来说比较大方，有些委托人给70%都乐意。
如果没有风险代理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律师可以达成比较愉快的合作：委托人把权利零成本委托给律师，律师经验丰富判断能赢，则接案，自行承担索赔失败、损失投入资金的风险，并按照30-70%的比例从索赔收益中分成。
我没看出这种模式有什么邪恶的，律师投入3000左右每个案件，再投入自己的劳动，一半的案子（因为还有执行不到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等等情况）能够打回来5-10万元。委托人和律师对半分，每个案子各收益1-2万元，都很开心。
结果，现在规定风险代理的收费不得超过18%。如果合规地做，那么赔偿额低于10万的案件，只能给委托人按固定收费1万元左右报价，因为18%的收费，扣减掉风险和延迟，期望值会明显低于这个1万元。是的，就是这么夸张，风险代理的收费期望值已经低于固定收费。与此同时，委托人支付了1万元律师费用，5000-8000的取证立案成本（是的，委托人自己支付取证立案成本会上升，因为律师去委托有规模效应和熟悉取证行业的优势），每个案件投入又很大，委托人权衡再三，放弃维权；或者就是无力维权。目前我经常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造成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大所、守法、成名的律师没办法接这类案子；只有不知名小律师通过歪门邪道去接这类案子。最经典的就是通过法律咨询公司，以“咨询费”的名义，把分成另外收上来。
医疗事故案件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只做知识产权案件，其他案件一概不接。但目前为止我也转介绍过两个案件给其他律师，这两个案件都体现出了医疗事故案件的特点：专业度高、复杂、流程长、力量不对等、获赔难度大。因为你打这个官司的律师，最起码要有一定的医学、药学水平，看得懂病历、影像学检验、尸检（体检）报告，明白药的作用原理。门槛不可谓不高。
第一个案件是厦门的事儿，一个男孩发高烧，送到医院去看，医生诊断为感冒，开了一些感冒药就回家了。到半夜，男孩高烧死亡。尸体检验结果实际上是败血症。男孩的父亲还是科级公务员。
我给当事人介绍了一位从医学院硕士毕业的律师，案件约定分成比例我不知道，据说也不低。结果是败诉，结论是：未能证明败血症是在医院看病时已经患有的。
第二个案件是深圳的事儿，一位癌症患者（平稳期）接受化疗，出现异常用药反应离世。事后，家属发现该批次化疗药品被国家抽检不合格，不合格内容为药品有絮状沉淀物。
这次我给当事人介绍了一位医科大学的教授兼职律师，专打医疗诉讼的。案件约定分成比例我不知道，据说也不低。结果是败诉，结论是：未能证明患者死亡和药品不合格有关。
如果让我去，平心而论，我真不行。或者随便一个律师去，也不行。我们连药物名称是啥，怎么作用于人体，都复述不出来。如果医院和药厂联合起来，对病历做错误解释，我们外行律师也看不出来。如果检验机构的结论有问题，更是不可能知道。
医疗事故案件的胜诉率，说十不存一夸张了，但是明显不足一半，不夸张吧？医院、药厂、医疗器械厂，只要但凡有不赔的可能性，医调委、法院都不会让他们赔偿，我这么说不过分吧？尤其是公立医院，那赔的可约等于是国家的钱。
结果就是，以20%的概率为家属去争取那几十万元的赔偿。案件过程中，要取证、要鉴定、要尸检。律师还得是医学方面的专家，甚至要比医生更懂。如果还按照18%的比例，胜诉了拿个几万元走，那真是压根做不了。
这种程度的专家，出席一个新药论证会，或者给意见书签个字有时候也有小几万元了，何必为你如此奔波呢？真是来做慈善的吗？最后结果同样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会做的人，要么不做了，要么就只能通过歪门邪道来做。
另一方面，委托人有的时候也不当人。
知识产权案件还好点，委托人基本都是企业，虽然也馋，但毕竟要考虑声誉和同行影响，其实一般并不会撕破脸皮来争那仨瓜俩枣的，承诺给的超额百分比一般都安安静静地给了。
而医疗事故案件，委托人都是自然人，而自然人这个东西那可就是五花八门了。谈的时候好好的，同意给50%、70%，对律师毕恭毕敬；取得赔偿了就翻脸不认人，反手投诉，试图把赔偿独吞。列位，这个赔偿虽然明面上是律师的权益，但不是委托人天然就有的，是通过委托人和律师的合力，尤其是律师的智慧和努力，一起取得的。大多数得到赔偿的案件，如果把律师取消，让委托人自己打，那是一分钱都打不出来。
不信你观察一下所有的这类举报情况，是不是都是已经把案子打赢了，赔偿拿到了才举报的。有没有说刚签合同，认为合同不合理不合法，当时就举报的？据我观察一个都没有。
就和“飞刀”一样，求专家来救命的时候千恩万谢，手术做完，他举报电话就拨起来了。
造成的结果就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随着委托人一次次事后翻脸举报，委托人想零成本启动复杂案件的难度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没人肯接。
我和上文提到的那位教授律师交流过，人家的答案现在也是：医疗事故纠纷的，律师费不低于20万元，签合同时一次性支付。
我问，为什么不做风险代理了。他说：被威胁举报要求退费的搞怕了。
我问，那患者和家属没有钱怎么办。他说：没钱可以自己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