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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万赔偿款，律师竟拿走55万？
据华商报报道，在广东打工的广西人韦先生，2020年元旦凌晨带半岁的二儿子，前往佛山某医院就医。因当天是假期，他被告知医院急诊没人，需暂时等待下。几个小时后，孩子状况恶化，医护人员这才介入抢救，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两年多后，韦先生以等待太久耽误治疗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律师邓某这时候联系他说，可以帮他打官司，先不收律师费，等（赔偿）结果出来再谈钱。韦先生便和邓某签了合同，约定邓某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韦先生所获得的医疗损害赔偿金23万元以上的金额部分，则作为邓某的咨询费。
2023年9月，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存在对病情不够重视、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等行为，对韦先生孩子的死亡负有次要责任。邓某说，他想办法让医院最终承担主责。2024年5月，赔偿额下来了，邓某起初说一共79万，给韦先生留下25万。但韦先生查询银行流水发现，实际赔偿金额是88.8万，双方协商后，邓某再转给韦先生8.3万。
韦先生后来觉得邓某拿的钱太多，于是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但直到今年7月，他都没有收到律协的回复。他之前还向广州市司法局等单位投诉过，也没获得回应。邓某对此回应，韦先生签了合同后反悔，“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市场规则。”
看到新闻后，一些网友也觉得韦先生理亏，毕竟他一开始的诉求是索赔二十多万，现在在律师的运作下，他拿到30多万，并不亏。至于律师拿多少，那是人家凭本事挣的钱，不能当初答应得好好的，现在又过河拆桥。
问题来了，一共88.8万赔偿，邓某拿走55.5万，到底合不合理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律师和代理人签合同打官司，收费方式主要有计件、计时和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等。而最后一种方式，通常适用于风险代理，即“先服务后收费”，打输了律师不拿一分钱，打赢了按比例收费。
2021年底，司法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市监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明确风险代理案件的律师费最高不得超过标的额的18%。邓某拿走55.5万，比例高达62.5%，显然远超规定上限。
邓某辩称不是风险代理，是双方商定了一个律师费数额。若是固定金额，双方在最早签订合同时，就应该把具体费用写进合同。可双方明确律师费的协议，是在医院赔偿款到账后才签的，流程不合理。
而且邓某和韦先生最开始签的是《咨询合同》，乙方为科技咨询公司。一个科技咨询公司，有资质从事律师代理业务吗？有人怀疑这是邓某想绕过律所的监管，或者以咨询费的名义，来收取代理费用。
不管叫什么名称，有业内人士指出，他们之间的合同，本质上仍是基于医疗纠纷赔偿款的风险代理。根据相关规定，律师超出规定比例多收的部分，需要还回去。
可能有人会说，律师打官司，收多少钱理应是市场调节，和当事人怎么约定怎么来，为何要设置一个收费上限？
相关部门之所以设置收费上限，主要是担心一些律师过度追求利益，采用违法手段获取更为有利的司法裁判结果，影响司法公正，破坏律师行业整体形象。现实中有不少律师风险代理突破收费上限，被当事人诉诸法庭的案例。从理论上讲，三部门制定的《意见》只是部门行政规章，并非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院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无效。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从公共利益考量支持收费限高的，也有支持双方合同约定的，前提是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没有显失公平。
回到新闻，即便没有相关部门的收费上限规定，邓律师的一系列操作，也很难说做到了公平诚信。韦先生透露，邓某刻意隐瞒实际获赔88.8万元的事实，是他自己去银行打印流水后发现，邓某这才改口说多给他8万；跟医调委、医院调解，邓某没有通知韦先生到场，跟医调委的人说委托人到不了。
韦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对法律法规和律师行业认知有限，在外人看来，邓某可能利用这一点，一步步诱导韦先生签合同，拿走远超收费上限的55.5万律师费。如果韦先生说法属实，他让委托人在没有约定律师费的承诺书上签字，又刻意隐瞒赔偿款，调解过程将委托人排除在外，这些操作是否涉嫌欺诈，是否有违律师的职业操守，靠这样的操作拿走55万是不是合理，当地律协和司法部门理应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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