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的河滨路总飘着水腥气。我住的出租屋在二楼，推开窗能看见河面上的浮萍，成团成团地漂，像没根的心事。
那时刚和他分开，手里攥着仅有的积蓄租下这间房。楼下的早点摊五点就支起来，张婶的煤炉总呛得人睁不开眼，却会在我买豆浆时多夹根油条：“带孩子辛苦，垫垫。”
孩子三岁那年冬天总咳嗽，我每天凌晨抱着他去河对岸的诊所。石板路结了冰，我踩着张婶给的旧棉鞋，一步一滑地挪。诊所的李医生总多开半包止咳糖，用报纸包着递过来：“哄孩子的，别给钱。”
有次孩子半夜发烧，我急得在阳台哭。对面修鞋铺的老王听见了，披着棉袄敲我的门，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三轮车，送我们去医院。车后座铺着他女儿的旧棉垫，颠簸里，孩子在我怀里竟安稳睡了。
如今孩子上了小学，每天背着书包沿河边走。他会指着张婶的新煤炉说“比以前干净”，会在老王的修鞋摊前蹲半天看钉鞋跟。河面上的浮萍依旧漂，只是我再看时，倒觉得它们挨得紧，像互相搭着的肩膀。
傍晚接孩子放学，常撞见张婶、李医生、老王在路边聊天。他们看见我们，总会喊“过来坐”。河风吹过，带着饭菜香，我牵着孩子的手，踩着夕阳投下的影子，突然懂了——这座城的温暖，从不在宽敞的大街，而在这些拐角处的烟火里，悄悄把根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