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寄出的告别》
雨砸在老邮局的绿色铁皮屋檐上，噼啪响成一片。我蹲在柜台后整理最后一批挂号信，指尖蹭过信封上磨得发毛的边角——这些信大多是附近老街坊寄的，地址还是“XX巷XX号”，可巷口的牌子早就被拆迁队拆了。玻璃门外，“拆迁倒计时3天”的红横幅被风扯得猎猎响，边角卷成一团，像道没愈合的伤口。
这邮局是六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红砖墙被雨水泡得发暗，墙角的青苔顺着砖缝爬了半米高。以前它是城北的热闹地，早上七点就有提着竹篮的老太太来寄土特产，中午有纺织厂的工人趴在柜台上写家书，傍晚总有人攥着汇款单在门口等家人来接。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守着，煤炉上的水壶烧得嘶嘶响，倒像是在替这屋子叹气。
卷帘门被风推得哗啦响时，我正把印着“人民邮电”的旧邮包塞进纸箱。“还能寄信不？”苍老的声音混着雨气飘进来。抬头看见个穿灰雨衣的老人，帽檐往下滴水，裤脚卷到膝盖，沾着泥点，像刚从江滩上走过来。他从怀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糨糊粘得严严实实，边角都磨白了，邮戳该盖的地方却空着。
“大爷，寄哪儿？”我擦了擦柜台。他把信封推过来，指腹在“XX纺织厂职工宿舍”几个字上蹭了蹭：“寄给二十年前在这儿住的人。”我刚要解释地址早没了，他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道深沟：“知道早拆了。就是想让这信走一趟，像以前那样。”
水壶“噗”地喷出水雾，他望着煤炉出了会儿神，说自己以前在纺织厂跑供销，每月都来这儿寄信。“老伴没念过多少书，就认我画的路线图。”他伸出枯瘦的手，在柜台上比划着，“我去上海出差，就画火车怎么拐，过了长江要穿件薄褂子；去广州，就画木棉花长什么样，让她别担心我热着。”
他的指尖在柜台上划出弯弯曲曲的线，像真有一条路在眼前铺开。“上个月拆筒子楼，她非说那些信埋在地基里，蹲在瓦砾堆里刨了一下午。”老人从口袋里摸出块手帕，擦了擦眼角，“其实早被我收在铁皮盒里了，怕她翻出来伤心。”
我捏着那信封，指腹摸到右下角洇开的钢笔渍——像朵没开成的花。今早房产中介还举着平板电脑来催，屏幕里是新购物中心的效果图，玻璃幕墙亮得刺眼，正好盖在邮局现在的位置。他说给我留了个客服岗，“总比守着这破屋子强”，我把转岗协议塞进包里，却没力气签字。
这邮局哪只是破屋子？我见过知青在这儿寄悔婚信，信封角沾着眼泪；见过个体户攥着第一笔汇票，手抖得填不对地址；见过下岗的大叔们凑钱寄学费，七八个硬币在柜台上数了又数。就像现在，老人从口袋里摸出三枚五分硬币，边缘磨得发亮，放在柜台上叮当作响：“够不够？以前寄信就这价。”
“够。”我从抽屉里翻出最后一张盖销票，蘸了点胶水，按在信封右上角。指腹用力压了压，想让那红色的邮戳印得再深些。“最后一班邮车今晚走，能赶上。”
老人小心地把信封揣回怀里，雨衣的帽檐又往下压了压。他走到门口时，回头朝我挥了挥手，灰扑扑的身影慢慢融进雨里，巷口拆迁办的霓虹灯牌在水洼里晃成一片碎光。
我蹲回柜台后，煤炉上的水壶还在响。玻璃展柜里，那些旧邮包、褪色的邮票、磨圆的邮戳，在昏黄的灯光里安安静静的。它们大概也知道，明天这屋子就要拆了，但至少今晚，还有一封带着旧时光的信，正往二十年前的方向走。
雨还在下，可铁皮屋檐下的声响，好像没那么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