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江南逋欠问题的根源是洪武旧制下江南农业税率不合理。江南八府以占全国6%的在册田地，却要承担全国23.3%的税粮，负担最重的苏州府，平均每亩承担的税粮数达到全国平均的9倍。

江南八府虽然富庶，但是江南是单纯靠种田种出来的富庶吗？

另外，别说压根不存在题主臆想的“清朝能稳住江南财政两百年”，事实上从嘉庆年间开始，满清就已经开始出现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欠税。

清代财政在乾隆朝处于顶峰，户部库储丰盈，各省藩运等库也存贮充裕。嘉庆初年的白莲教之役，致使部库存银耗去大半。自此之后，户部银库的存银数量始终在二三千万两上下。嘉道时期，清朝的财政开始逐渐陷于勉强敷衍的境地。在收入方面，岁额所入，缺额甚大。其中，作为进款主体的地丁正杂一项，屡次豁免民欠，动辄数逾千万，之后不惟旧欠延宕未清，新欠旋复踵增，致使愈积愈多。根据户部的奏报，各省积欠银数，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十六年约1956万余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九年(1829)约1770万余两，道光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为1484万余两，道光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为2390万余两。⑥至于盐税，因为盐引滞销等原因积欠累累，截至道光十九年，其悬引未完及欠解帑利等款高达7869万余两。⑦漕粮一项，以额定之数计之，“以收抵放，本属有赢无绌”，然而道光中后期“漕粮起运抵通，岁短百万及数十万不等”。尽管户部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但“节省之数终不能敌各该省短缺之数”。⑧在支出一端，军需、河工、灾赈等项支用数额巨大，仅道光中后期即“多至七千余万两”。此外，“银贵”问题日益突出，朝野均认为不惟商民皆受其害，国家正供也因之亏短。“亏空”之弊亦愈趋恶化，致使各级银库的存储减少甚多。至道光季年，财政困窘的情况更为严重，“经费之绌，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已日甚一日”，“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致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