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评〈中国之命运〉》。作者在文中严厉批驳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为满清洗白、无视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抹黑岳飞、史可法、朱元璋等民族英雄，以及美化秦桧、洪承畴、曾国藩等大汉奸的做法。文章中许多观点与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乱象不谋而合，发人深省，值得认真一读。
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群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汉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每当中国群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群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群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三合会组织的曼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群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 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准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准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准勇的成功，就是群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群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发布于 2025-07-29 09:03・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