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姐：勞動的權利》中针对XXX那场极其失败国企改革后，形成的东北女性特殊产业考察时，针对其中的A市、B市和C市的客人背景作出了这样的三段总结。
“A市的“客人”以前主要是來自A省省會的富人或者干部，因爲A省省會“掃黄”比較嚴厲，所以客人就到A市來， 只要開車40分鐘左右。……B市的“客人”群體主要是那些來B市“搞資源”的外地商人人，他們有錢，見過世面，敢嫖。其次是本地的一些“耗子”，他們靠大批量偷取國家資源發財，往往有後臺，也敢嫖。還有一些“領導”，是靠包庇“耗子”發財的。……C市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地來的商人，因爲C市的石化廠仍然非常興旺，招來許多人。此外就是附近各種小企業的私管老板們。當地人形容説：“鍋（國）漏了，（所以）碗（老板）滿了。”
A市的“客人”以前主要是來自A省省會的富人或者干部，因爲A省省會“掃黄”比較嚴厲，所以客人就到A市來， 只要開車40分鐘左右。近年來，由于經濟全面不景氣，A省省會來的客人少了，附近城鎮中的富人來的較多。
A市的最大特點是“熟人社會”。當地人這樣來形容：（在 飯店裏吃飯的人們）三分之一點頭；三分之一握手，三分之一 (一起)喝酒。
性産業對A市的貢獻不小。每個歌廳每月收地税1260元， 大約300家歌廳，每年就是450萬元。
B市
B市的經濟在三個地方中是最好的。性服務形式比較多樣，不僅有歌舞廳，還有按摩、直接進行性交易等形式。
B市的性服務場所最繁華的街道是jing 街，至少有80多家歌舞廳和按摩店。但是它并不是最典型的紅燈區，因爲在這條街上，性服務場所跟正規商店飯店混雜在一起，而且很多是在正規商店的二樓上，經常是一個過道有4-5家。到晚上，有些小姐就站在二樓的過道上往下看街上的小車。B市的按摩店和歌舞廳很多是串在一起，即：歌舞廳缺人的時候就到按摩店叫人。有些歌舞廳自己不帶小姐，但可以幫客人叫小姐。
B市的小姐很多，流動性比較强，不像A市那樣吃住在工作場所，而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自由度更大一些。
B市的“客人”群體主要是那些來B市“搞資源”的外地商人人，他們有錢，見過世面，敢嫖。其次是本地的一些“耗子”，他們靠大批量偷取國家資源發財，往往有後臺，也敢嫖。還有一些“領導”，是靠包庇“耗子”發財的。
C市
跟A市、B市相比，C市的經濟最不景氣，下崗的情况最嚴重。C市性服務形式主要是按摩店，也有歌舞廳，但不是很多。按摩店一般規模不大，7、8個小姐的比較多。它們的數量很多，但也比較分散，有遍地開花的趨勢。C市直接提供性交服務的比較少，“打飛機”①的情况相對要多一些。C市有不少規模比較大的浴池，基本上都提供“打飛機”以上的性服務，因此那裹按摩的價格比一般的按摩店要高出2-3倍。在C市的小姐中，下崗工人比較多，30-40歲之間的女性比較多。
據反映，當地甚至出現了這樣一種性服務形式：數個男人，每人每月給100元，就可以隨時到一個女人的家裏，與之性交。
C市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地來的商人，因爲C市的石化廠仍然非常興旺，招來許多人。此外就是附近各種小企業的私管老板們。當地人形容説：“鍋（國）漏了，（所以）碗（老板）滿了。”不過，C市本地的一般客人也比較多，因爲只要不下崗，在當地就是生活富裕的人了。
针对这些客人背景的总结，都不约而同提到“來自A省省會的富人或者干部”“搞資源”““耗子”，他們靠大批量偷取國家資源發財，往往有後臺”“還有一些“領導”，是靠包庇“耗子”發財的”“鍋（國）漏了，（所以）碗（老板）滿了。”
这种观察可以说是高度贴合时代的，值得赞赏，并且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观察，哪怕是官方调研都做到相吻合。
比如，在官修的《关于吉林省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中就提到“在调查中，不少职工对一些企业领导干部为政不廉、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反响依然十分强烈，表示极大不满。有的职工说：“现在是大干部收，小干部搂，大盖帽专卡油”。社会上把这些腐败现象概括为四个字：“搂（贪污受贿）、楼（买住房）、搂（玩女人）、漏（偷税漏税）”。”
并且附带提及了干部、技术人员以及劳工之间日益悬殊的收入差距，“据8户国有企业调查，其中有4户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2796元，而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差高达2017元。三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够合理，据17户大中型企业情况看，工人年均收入2391元，工程技术人员为3921元，科室管理人员为4737元，工人收入最低，与工程技术人员年差值为1530元，与管理人员年差值2346元。”
分配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公平，导致大部分职工收入偏低，积极性和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改革开放以来，分配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不公平现象呼声甚高。但这种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反而愈演愈烈。一是行业之间分配不公平，不同部门和单位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分配也不平等。据8户国有企业调查，其中有4户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2796元，而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差高达2017元。三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够合理，据17户大中型企业情况看，工人年均收入2391元，工程技术人员为3921元，科室管理人员为4737元，工人收入最低，与工程技术人员年差值为1530元，与管理人员年差值2346元。四是对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理解，“三星一户”（即影星、歌星、球星、个体户）挣大钱、得重奖，一些个体户腰缠万贯，为所欲为，职工心理难以承受，五是对经营者（承包人）收入过高感到不合理。据调查，有的企业职工与经营者之间差距在帐面上是6000多元，帐外收入甚至更多；特别是一些经营者不管企业效益如何，买新房、购新车，游山玩水，挥霍钱财，职工十分不满。这些分配不公的问题使职工在政治上产生失落感，在经济上有一种被剥夺感。由此而影响职工积极性发挥的达51.1%，比1986年增加31个百分点。
……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不正，造成了人们的悲观失望感，挫伤积极性。在调查中，不少职工对一些企业领导干部为政不廉、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反响依然十分强烈，表示极大不满。有的职工说：“现在是大干部收，小干部搂，大盖帽专卡油”。社会上把这些腐败现象概括为四个字：“搂（贪污受贿）、楼（买住房）、搂（玩女人）、漏（偷税漏税）”。有的工人说：“现在办事没人、没钱什么都办不成，加上一些乱收费，真是压得喘不过气。再加上封建迷信、赌博、卖淫嫖娼等沉渣泛起，一看到这些现象什么干劲都没了”。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职工的积极性。例如住房、子女上学就业、工作条件、领导民主作风差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职工积极性的发挥。
而其中更严重的情况，“有的企业职工与经营者之间差距在帐面上是6000多元，帐外收入甚至更多；特别是一些经营者不管企业效益如何，买新房、购新车，游山玩水，挥霍钱财，职工十分不满。”这一点，在其他官修材料中也不得不承认
（二） “庙穷方丈富”现象急剧增加 应该说，经过十来年的各种改革实践，到了这个时期，职工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他们甚至已经默认了……的某些特权及其一定程度上的胡作非为，只是与此同时，……的胡作非为也变本加厉了。尽管职工群众仍然对上一章论及的……的那些不公正做法十分反感，但他们最为反感和愤恨的是……的“败家”行为。 如前所述，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下放给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越来越多，这些权力都需要……来行使。然而，针对……的监督、约束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这使得一些……的私欲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敢胡作非为！令广大职工群众深感不平、甚至愤怒的是，他们这种追逐非正当收入、满足私欲的行为往往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很容易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案例虽然不胜枚举，不妨也举几例： 据 1997 年的调查，内蒙古包头市有百万元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652户，其中199户亏损，亏损额达3亿元。在这些亏损企业中， 70%属于非正常亏损。包头市曾派出44个调查组对64个非正常亏损企业进行了解剖，发现大部分企业的非正常亏损是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班子作风不正、干部违法违纪、管理混乱等非经济因素，以及部分企业管理者的“败家”行为所造成的。这些“败家厂长”治厂无方，却谋私有道，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丢掉饭碗，企业停产或破产。① 1996年，湖南省常德市对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20家非正常亏损企业进行了清理剖析，查出违纪违法金额353万多元，挖出企业中的“蛀虫” 104人，从中立案查处了46人。江苏省阜宁县灯泡厂曾被誉为苏北最大的民用照明设备生产基地，却因该厂领导以权谋私、肆意挥霍，造成连年亏损，最终于1996年破产。在这个县，类似这样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1997年3月8日，阜宁县召开了“剖亏挖蛀”动员部署大会，除主会场外，还设立了数十个分会场，职工群众踊跃参加，直接参加会议的人数达10万之众！仅仅经过10个“剖亏挖蛀”工作组几个月的紧张忙碌，就挖出了一大批肆意侵吞国家财产、贪婪吸食工人血汗的企业“蛀虫”。1997年8月22日，阜宁县再次召开大会，对挖出的首批91名“蛀虫”进行了公开处理。③ 曾以生产“海燕”牌电视机闻名的西安无线电一厂是一家老牌国有企业，有过辉煌的历史，却因资不抵债2.83亿元、累计亏损3.85亿元而于1996年8月宣告破产。它也是被一伙以厂长为首的企业“蛀虫”、“硕鼠”挖空搞垮的。最后，该案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29 人。① 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河北先锋机械厂也是被以厂长为首的一窝“蛀虫” “蛀”空的。在他于1987年至1995年任厂长的8年里，该厂亏损2353万元，遗留潜亏近3000万元，造成不良资产1920万元，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106%。而就这么一个“蛀虫”,却拥有多项劳模称号,年年都拿承包奖。东窗事发后,该 厂需追究法纪责任的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就有23人，其中厂级领导干部 7 人！② 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都成为了“蛀虫窝”和“硕鼠窝”。人们也常用“庙穷方丈富”来比喻这种现象：方丈把庙搞穷了、搞垮了，自己却富了。
近乎全面崩坏的社会舆论与秩序，让八股文都压抑不住这种情绪，以至于再次不得不承认“造成职工对某些改革政策和社会现状疑惑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一是现行政策与实际反差较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先富的对象出现错位，正象有的职工说的那样：个体户富了，不三不四的人富了，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没有富起来，因而对此产生逆反情绪。”
并且承认，“职工对RO以来的主人翁地位的看法总的呈负效应，认为有所下降的占16.9%，比1986年增加1.44个百分点；认为大大下降的占10.7%，比1986年增加了4.29个百分点。”旧有的劳工保护制度流于形式，“企业重大决策不征求工人的意见，企业承包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及一些重要规章制度，不经职代会讨论。”改革后的企业承包者，又极其肆无忌惮“自以为是“企业老板”，说一不二，独断专行，奖惩不明，对职工处罚解雇存在主观随意性，使工人感到工人只能干活，没有说话的权利。”
甚至谈到了上层建筑领域，几千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后确立为国家主人的劳工已经一退再退，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了。
造成职工对某些改革政策和社会现状疑惑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一是现行政策与实际反差较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先富的对象出现错位，正象有的职工说的那样：个体户富了，不三不四的人富了，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没有富起来，因而对此产生逆反情绪。二是宣传思想工作跟不上，舆论导向偏颇，使一些职工思想出现不应有的混乱。三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僵化保守思想在一部分职工中根深蒂固，对改革始终处于不理解和困惑之中。这表明，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注意两手抓，一方面要抓好政策的配套，积极稳妥地操作实施；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教育，正确地宣传和引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问卷调查表明，职工对RO以来的主人翁地位的看法总的呈负效应，认为有所下降的占16.9%，比1986年增加1.44个百分点；认为大大下降的占10.7%，比1986年增加了4.29个百分点。在调查中，许多职工认为依靠工人阶级是上面依靠，下面不靠；理论上靠，实际上不靠；动乱时靠，稳定时不靠。“工人是主人，这是文章写的，实际上不存在”。在职代会五权的落实方面，职工中有23.18%认为较差，40.48%认为一般，只有25.84%认为较好。相当多的职工有一种雇佣感。其原因，一是职工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职代会大多流于形式，企业重大决策不征求工人的意见，企业承包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及一些重要规章制度，不经职代会讨论。工人说这叫“工人当家，领导作主”。二是管理方法简单，对职工缺乏尊重。企业实行承包经营之后，有些经营者自以为是“企业老板”，说一不二，独断专行，奖惩不明，对职工处罚解雇存在主观随意性，使工人感到工人只能干活，没有说话的权利。三是相当一些企业效益不好，对职工工作条件和生活欠帐很多，又缺乏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职工长期处于压抑之中。
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一是产业工人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的比例越来越少。据吉林市调查，八到十届人大代表所占比例由27.3%减少到13.8%至9%。五至七届政协委员中，工人所占比例由4%逐渐减少到1%。工人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活动的权利明显削弱。二是一线工人直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越来越少，据全省抽样调查，工人在职工代表中所占比例由80年代初60%降至现在的49%。企业的职代会成了党政领导多，中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多，类似党政干部联席会议。三是政治待遇不公平。与经营者、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比较，工人入党、提干、评模难。一些政策待遇不能一视同仁，例如，工人技师应比照中级职称享受书报费，退休享受百分之百的工资待遇，但实际上得不到落实，工人对此深感地位不平等。
职工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分配不公导至落差加大。改革开放以来，职工的生活状况确有改善，但部分职工生活仍存在实际困难。按照我省职工收入标准，企业处于中等以下生活水平的职工占74.1%。企业职工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达到非常悬殊的地步。对此，企业职工普遍存在一种自卑感、被抛弃感。调查中一位老工人动情地说：“工人干活最累，挣钱最少；工人最听话，待遇最低；工人最能吃苦，最被人看不起”。在社会上工人阶级的概念极度淡化。对工人“老大哥”的崇尚心理消失殆尽，当家作主的荣耀感也近乎荡然无存。
以至于其不得不承认，RO理论及宣传对于劳工出现重大失败
RO以来，大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但“拥护中有困惑，高兴中有担忧，支持中有保留”的心仍然存在。诸如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为改革开放开绿灯、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等不太理解。据问卷调查，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持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61.21%下降到1992年的24.1%，其中持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35.24下降到0.4%。此间，正是加速改革、扩大开放时期，而对此看法如此逆向反应，令人深思。对“一切方针、政策、法规都应为经济和改革开放开绿灯”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3.3%。对“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国富民强，什么所有制都可以存在”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2.7%。
这一情况并不在吉林一省出现，在辽宁省的企业职工调研中，言辞激烈程度甚至又高过吉林。比如，在《关于阜新市机床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就几乎毫不遮掩的提到，
“一位中年工人说，过去搞CR，给当权派戴高帽游街，如果再搞CR，有些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不为群众办事的非让群众打死不可。”
“仅有12%的职工回答融洽和比较融洽，有82%的职工回答一般、不太融洽和紧张。”
“大多数职工认为人与人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干群之间矛盾。”
据问卷调查，在回答“您认为本单位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时，仅有12%的职工回答融洽和比较融洽，有82%的职工回答一般、不太融洽和紧张。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职工认为人与人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干群之间矛盾。许多职工反映，这些年来，干部和工人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他们当官的在企业中是“主人”，是“大爷”，而工人则是“仆人”是“矮人半截的三孙子”。他们当官的啥好事都拉不下，而我们工人是啥实惠也捞不着。企业亏损是肥了当官的，苦了工人，连续七年没发劳保用品，没报医药费，而当官照样拿承包奖。企业亏了，而当官的升了，我们啥甜头都没了。有位老工人说，虽说厂子穷，报销医药费有困难，可当官的看病吃药照样报，工人说出龙叫来也不报。一位中年工人说，过去搞CR，给当权派戴高帽游街，如果再搞CR，有些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不为群众办事的非让群众打死不可。干群关系不融洽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因素：
第一、领导民主作风差。在问卷调查中，有24%的职工认为干群关系不融洽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差。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反映，领导干部是“遇到困难时想到群众，工作顺利时忘了群众，有了好事丢了群众”，凡事都是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个人说了算，对提意见的人，是穿小鞋、罚奖金、扣工资、调工作。许多职工在座谈和个别谈话中对包公、海瑞、郑板桥等古代清官和焦裕禄极为敬佩。有的职工说，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在咱身边找不着，现在的企业家没有不贪、不捞的。不是两袖清风，而是袖里乾坤，啥都想捞。
第二、领导搞特权，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以权谋私引起了工人强烈不满。据问卷调查，有16%的职工认为干群关系不融洽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搞特权，以权谋私。许多工人在座谈中反映，现在的领导干部是吃喝嫖赌全报销不算，来了一批领导一是捞钱二是捞房，不管企业盈亏全都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好房。自己有房还给亲属买新房，而职工住的仍是下窑的“狗窝”。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及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职工群众影响很坏。这些人在“票子”、“孩子”、“房子”等直接涉及职工群众利益问题上搞特殊化，严重地脱离群众。一些职工说，“工人是主人，干部是公仆，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是干活的主人，报上说的主力军，其实是苦力军，而有些领导当‘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
第三、工人地位太低。据问卷调查，有18%的职工认为干群关系不融洽是工人地位太低。在调查中职工反映，现在工人的实际地位是“三低”。一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低。许多老工人说，五十年代大家都愿意当工人，穿工作服上街，到处受尊重，认为工人是“老大哥”，是领导阶级一员，感到非常光荣。“现在不行了，一说是工人谁都看不起，到哪儿办事，看你穿着工作服，都不拿正眼看你。”也有的工人说，五十年代的电影片头都是工农兵，现在社会上宣传的是“星”“师”“家”，很少看到工人的形象。因此造成了一种“最无能的人才当工人”的社会导向。使工人产生了失落感和自卑感。二是工人的经济地位低。一些承包人、经营者在租赁过程中捞了一大把，成了暴发户，造成了和广大工人的经济对立，引发了不满情绪，这是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工人的政治地位低。前些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出现了工人加入组织难，提干难，参与国家及企业管理难等问题，使工人感受不到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一些职工反映，“发财没咱的门儿，加入组织没咱的份儿，提干没咱的位儿，不如辞职退厂去抓钱，搞好了还成了改革的弄潮儿。”消极情绪很大。
其恶劣程度，甚至到了一个干部自己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或许正是干部都懒得遮掩甚至出现愤懑情绪，我们才能看到如此言辞激烈的报告。
一名管理干部说，XXX的领导是建设有XXXX根本保证，我们打心眼里拥护XXX，只是我们不明白，经过XXX那场风波后，组织作风不见好转，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再这样下去谁能保证XX不变？一名老工人说：五六十年代的组织成员，都有个成员的样，就是差一点的也比现在的成员强，起码那时领导干部不捞钱，不耍特权。看现在这状况，组织作风一时半会好不了。有名中年工人说：从身边的组织成员看，没有权的比有权的强，下边的比上边的强。组织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我看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出现在下边根子在上头。照这样下去，好成员也给拐带坏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工人气愤地说，我对组织解决腐败现象没有信心，现在的领导干部走了一个“酒篓”，来了个“饭袋”，整天想的是吃喝玩乐，根本没心思搞四化。这样干下去，我看组织是没有好了，离东欧和苏联也差不多了。一名厂级干部也反映，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我们也顶不住：“一天不喝酒效益就没有”，当领导吃、喝、麻（打麻将）、跳（跳舞）全得会，通过这些交际手段去找任务、搞销售，建立业务往来，否则，你企业就别想搞活。许多职工呼吁，搞好廉败建设，要从中央做起，要一级做给一级看，不要一级讲给一级听。要抓实的，动真的，切实严格党纪国法，这才能从根上治住。
行至文末，再多说几句，东北朋友们也不要只惦记和特殊化自己父辈经历的这些苦难，因为这些苦难是整个国家的劳工都在承受的，
就像陈峰教授《当代XX的国家与劳工：制度、冲突与变迁》中作出的总结，河南“拖欠工資所涉及的金额上一度胜过吉林省。甚至河南四百一十三萬的國有企業工人中，有六十四萬下崗。失業率位於全國第三，僅次於遼寧和黑龍江。河南省的國有企業中，有33％出現過拖欠工人工资的現象。”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就拖欠工資所涉及的工人數而言，1994年和1996年，河南省都排在全國前四名內（僅次於遼寧、黑龍江和吉林這三個北方工業大省）。拖欠工資所涉及的金额上一度胜过吉林省。甚至河南四百一十三萬的國有企業工人中，有六十四萬下崗。失業率位於全國第三，僅次於遼寧和黑龍江。河南省的國有企業中，有33％出現過拖欠工人工资的現象。
东北朋友们只有把这些苦难和全国人民的苦难放到一起，这些苦难才会真的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特殊化不是出路。
就像一开头提到的那些女性特殊产业，难道华南没有吗？
甚至，再严重一点，在东北还局限于“干部玩女人”的时候，华南早就进步到“干部开XX”了。
按照他的意思加以删节之后，罗科长讲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所有的人都说，是陆广堂（前镇委书记）搞起了B镇的“红灯区”。我就说不是。他没有那么傻。他只是不管。陆家是这里的大家族，他的三亲六故要搞，他也没有话好讲。底下的干部要搞，也不会和他讲，谁都不会公开讲的。
我知道干部里是谁第一个搞的，但是你别问，反正不是大干部。他在XX（街名）那里搞了一个发廊，是1993年的时候。可是后来关了，因为不赚钱。但是他是第一个搞的。
当然啦，他（陆广堂）能看见。谁都能看见。看见又怎麽样？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嘛。小姐那么靓，又年轻，过去见都见不到的嘛。（现在）有什么不好？很公平的。别人不会和你这样说的，我就说，你写吧。
这里再强调一下，不是说东北人民没有受苦，而是东北朋友们只有把这些苦难和全国人民的苦难放到一起，这些苦难才会真的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特殊化绝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