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就是一些人反复玩弄的特定话术没有按照自己计划中的方向发展，作茧自缚了而已。
其实很多激进女拳NGO并非都是美国CIA或者索罗斯赞助的，比如我国国内很多女权组织都有一个很有钱但是很低调的金主，那就是中东石油佬。
很多人对于石油佬资助极端女权的逻辑不了解，单纯以为这只是为了给这些组织封口费（确实，这些组织对于沙特等国家的指责非常少见）。
但是实际上沙特是有意识资助极端女权的，这是一种“曲线救教”。
资助极端女权，极端女权会闹事，那么就会丑化女性的整体形象。
当这种丑化严重到令大户们满意了，他们就出面：
“我们穆斯林最懂怎么管教女人”
“我们可以娶四个老婆”
“我们要把老婆赶出门非常容易”
“我们可以用石头砸死不忠诚的老婆”
“你们都来皈依真主，我们会倾囊相授”
这个议程你说有没有用，其实还真不好说。
此外还有个典型议题与这个有关，那就是生育率。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喜欢用生育率降低来证明中国不行了，要完蛋了，并且给所有不认同这个看法的人扣上“等政府通知”的帽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计划生育是巨大的政策失误”。
时间一长，生育率高低仿佛成为了是非成败的唯一评判标准，而且必然会有人受到影响。
甚至这两年都还有人通过加沙人这么久没被杀完证明“以色列国防军手下留情了，穆斯林就是无节制繁殖的癌症，必须铡草除根”。
去年12月，王宪举公开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关于如何提高生育率（中国生育率为1.18，哈萨克斯坦为2.6左右），结果王宪举的提问却被指存在物化女性嫌疑，网民批评其言论带有“爹味”，并质疑其动机。可是抛出“生育率高低＝国家发展成败”的人缩到哪里去了？
王宪举总如果去问尼日尔、乍得和索马里的官员，网民又会作何感想？别忘了，刚果（金）和阿富汗的生育率也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当这些特定话术没有做好隔离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Boom！所谓“塔利班化”的合理性不就来了嘛。
2022年，丰县小花梅案发，也就是“铁链女事件”、“八孩事件”（我是很反感这种指代的，她是有名有姓的受害人，不该这样将她的形象固化）。
当时网上清一色都是对此事的谴责，不管是指责当地部门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还是指责涉案人毫无人性等等，这在当时都是没有争议的。
即使这件事在当时被一些人扩大化、曲解为中国全体男性对女性的迫害，或者上升到攻击体制甚至对中国全体人民的攻击，大多数人也对这类声调保持了容忍，毕竟要分清主次矛盾，公众主要的诉求还是严惩涉事各方。
这事本该就此板上钉钉。
但是这两年里，由于大量存在争议的判决、案件和事件（比如货拉拉跳车案、“胖猫”事件、成都地铁诬告事件，广西河畔一女性投河自杀导致营救他的警员牺牲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舆论转化，加上媒体推波助澜，一些声量极大的争议言论没有得到重视和遏制。
然后到了2024年12月，山西一患精神分裂症的女硕士失踪15年被找回，已有一儿一女。
这里要回顾丰县小花梅案的一个细节：在案发前几年里，受害者的情况其实是被当地相关单位知晓的，但是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
而到了这次山西的事件上，很多人对于一开始通报的“被救助”一词极为愤怒。
但是此事虽然和丰县小花梅案高度相似，评论却已经和2022年大不相同。
甚至其中有一种将丰县小花梅案合理化的推测：当初丰县小花梅案是否就是因为董志民在客观上尽到了照顾义务，所以地方各部门才没有介入？
这种说法我是反对的，可是我知道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出现，甚至这种说法未必有主观恶意。
当然还有出于讽刺，将此事与胖猫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的：
“既然之前蓝底白字通告说谭竹与胖猫是‘正常谈恋爱’，那么这次蓝底白字通告说是‘救助’也没问题啊。”
这次事件的舆论中有个很滑稽的点，就是某些群体能想到的最邪恶的异性形象，居然是谭竹。
这种荒唐的程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在劳荣枝的相关报道下面评论“不要针对这位女性了，男性当中也有很多恶人，比如广西周某”。
在某个群体眼里，谭竹、张薇是真的可以和董志民对标的，他们也是真情实感地认为他们所恐惧的骗感情、捞女、彩礼、“爆金币”、诬告等，和众多女性所恐惧的拐卖、囚禁、强暴、身体伤害、强迫生育，是可以等同的。
也侧面反映出，在女性当中还真找不出一个和董志民同等恶劣的人。
但是这种反对其实是苍白的，这里的苍白并不是指说错了，而是这个评论要反驳的看法本身就是对货拉拉跳车案的逆练：既然有“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是不是义务方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这和此次央视新闻对胖猫案的所谓“澄清”互为表里，片面地表态反而会让自己进退两难。
威尔史密斯十多年前演过一部电影《我，机器人》，这个故事就是讲机器人公司的中央控制系统为了完全贯彻机器人三定律，擅自扩大了自己的权限，准备利用机器人全面接管人类社会，试图强迫人类社会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生活，以最大程度保障人类安全。
威尔史密斯最后毁掉中央控制系统的时候，甚至没直接说中央控制系统是错的，而是说它“太极端了”。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趋于等价的，你要求对方承担更多的义务，自然会赋予对方更多的权利。很多人意识不到，义务要求天然会形成权力来源。
就比如前两年，阿富汗塔利班颁布了大量有浓厚宗教极端色彩的、对女性极为不利甚至已经构成迫害的政策。
如果是在几年前，这种新闻必然会在国内引起一系列谴责。
可是到这次评论的画风不一样了：
“这其实是一种在个人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对于女性的保护，思路是善意的，只是方法有点极端……如何在保护女性的同时避免男司机们成为下一个货拉拉司机？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女性人身自由，让女性不要踏足于容易受害的场所……丰县八孩那件事，其实男方是尽到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里针对的是货拉拉跳车案中所说的‘此事件中,货拉拉没有尽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该对于乘客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这也是为何一开始当地部门没有积极响应……”
这些人真的是不同情小花梅，为董志民洗白吗？
其实不然，这类人的态度大多极为清晰，甚至有原始正义性：
在正常讨论下谴责地方部门办事不利，谴责此事涉嫌人口拐卖，质疑通告避重就轻；
在将此事上升为男女对立的话题下则变得尖酸刻薄，甚至残忍地开许多玩笑。
这说明一些争议判决，以及官方对于某些事的定性已经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不安，造成了社会风气的变化。
我不认为大连高校开除一个女生就会成为塔利班化的前兆。
但是极端化从来都是被另一种极端化催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