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提教员。
1937年秋天，延安陕北公学校园的小山上，英国记者贝特兰正在关注着山下的一场审判大会。
处理意见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革命功臣应该从轻判处，另一派则要求从严从重。
最终，“执纪务必从严”，贝特兰很快听到一声枪响。
被处极刑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黄克功。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有很多人为其求情，并且有很多人及黄克功本人，都希望能戴罪立功，死在战场上。
但教员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因为在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朴素价值观里，人死了，过去的一切也就不再追究了。
如果真的准其所请，黄犯克功最后就将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共的历史里。
倘若如此，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刘茜的在天之灵？
怎么能对得起群众对中共的信任？
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任何原则性错误牺牲了的的烈士？
问问这些人，他们答不答应？
关于这个问题，教员在给雷经天的信中是这样说道：
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
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铁纪如刀，才能去腐生肌。
任何一支队伍，难免有人掉队。
正是靠着纪律的重锤锻打，中共才能一次次祛除杂质、提纯队伍。
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
教员本人，在这里面起到了极其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几起几落，每次都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纪律的严肃性。
试想一下，如果换到我们身上，吃苦受累就不说了，我抛头颅洒热血，冒着风险，甚至亲人牺牲换来的事业，我还有能力不听你的，你说让我走我就走？
但教员就是坚决服从了，并且没有任何怨言。
所以很多在外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儿在中共内部却顺理成章，他的威望也是这样一点点积攒起来的。
因此，中共一直是一边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犯错误的同志一定的改正机会，但一边又坚决执行“人死不能免处理”的原则。
否则，怎么会有人哪怕死了也被开除党籍，以及被移出革命陵园呢。
对组织内同志的评价，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实事求是，一码归一码，功过不能两清。
退一万步讲，宗庆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以优秀党员自居，因此而得到的声誉以及利益何其多？
既然享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的福利，那必然要遵守党的纪律。
宗不仅理想信念坍塌，背离初心使命，私欲膨胀，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等。
违反了这么多条党纪党规，他凭什么不能接受处理？
难道他比教员还要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