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啊，意外逝世太早了（1931年，34岁），不然他的知名度将不逊于胡适之。
理由是什么？徐志摩的“血海论”、“苏俄仇友论”，“党化教育论”，足以使之成为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
1925年上半年，徐志摩一路游览了苏俄的赤塔、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写下了《欧游漫录— 西伯利亚游记》，提出了“血海论”，极度不信任苏俄。
到了这年秋天，作为《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讨论。这在上世纪那个狂热的20年代，属于典型的吃力不讨好。
徐志摩深知自己组织这场讨论的意义，劝大家：“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
从10月6日开始，到11月29日晨报馆被放火焚毁。
1926年，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开始讨论“党化教育”，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夸赞苏俄新教育。
徐志摩对此不以为然：胡适笔下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远点是斯巴达，一例就是苏俄。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响”。
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
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