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个暴论：因为事务官问题。
苏联及其类似的一些国家，因为得国不正，所以天然缺乏合法的权力更迭机制。
比如传统的封建国家，有宗法制或者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君主轮替制度，保障政权更迭过程的平稳。为了巩固这一制度，中西方国家都衍生出了不少配套的制度，比如中国的六部中礼部居首，用来专门解释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中国传统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将意识形态构建居于国家建设的首位。再比如“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祀”——也就是意识形态构建，用来解释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是我们。——在我看来，现代国家的议会、人大，其实和古代的礼部作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了解释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问题的，因此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议会、国会、礼部都居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的原因。否则如果按照粉红们信奉的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那一套军国主义理念，最高权力机关应当是国防部才对，可是现实中除了军政府之外没有这样的国家。
西方国家也一样。古代欧洲为了解释国王为什么是国王，将宗教与政权深度绑定。各地国王争相宣称自己是蒙上帝恩典的宗教保护人，对于国王来说，治理国家只是第二义务，第一义务永远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国王支持哥伦布等人海外扩张，都是以传播上帝福音为主要目的的。更夸张的例子是，古代欧洲长期以来，教皇作为宗教领袖，权力之大完全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甚至可以废黜世俗国王。这一点在阿拉伯国家也一样，宗教领袖要么同时就是国家领导人，要么宗教领袖的地位凌驾于国王之上，不说古代，在今天的伊朗你甚至都能看到这一现象。
现代国家就更甚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第一次创造了人民国家——也既共和国这一理念，从此以后就将整个人类历史一分为二。为了充分解释和实施这一理念，人类发明了代议制政府，发明了议会，发明了选举，发明了现代政党。盖因只有通过议会、选举、代议制政府，才能充分说明国家为人民所有、权力为人民所授予这一理念，才能够彻底打破过去由王权所垄断的权力。
因此，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都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是唯一要义。国家可以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领导人，甚至可以没有国土和治下的人民，但一定要有关于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理念。军队只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才能成为军队，否则和流寇毫无区别。国土只有被这样的理念所认同才能成为国土，否则它和火星月球一样都只是属于自然而生、自然演变的无主之地。人民只有拥有这样的共同意识形态才能是国家的公民，否则人民本质上不过是一群会使用工具的猴子而已。
对这一理念贯彻的最极端的就是流亡政府，比如波兰流亡政府在苏联解体后将当年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徽章、首部宪法原文授给经过选举的新的波兰政府，实现了政权更替，这就是国家合法性衍生于意识形态认同这一理念的重要案例。那么自然而然的，政权更迭也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平稳过渡。
但是苏联不是这样子的。
苏联及其类似的国家因为其诞生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导致他没有一个正常的意识形态构建。
一开始列宁等人发明了国际革命论——也既苏联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盟。各个国家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并入苏维埃联盟，成为联盟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理论上将美国也是可以成为联盟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苏联这套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广泛的传播开，而是只在苏共控制的俄国境内、依靠苏军的武力得到了传播和巩固。因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联盟止步于原俄国境内，造成了苏联=俄罗斯这一刻板印象。
再后来，同样也是因为联盟没有吸纳除了原俄国之外其他的有影响力的国家，导致俄国的意志缺乏制衡、主导了整个联盟，苏维埃的联盟于是乎就变成了事实上俄国人的联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联盟中的国际派(如托洛茨基)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败给了实力雄厚的俄国派。苏维埃自此以后成为了一个披着红皮的新沙俄——如果苏联真的想实现其最初的构想，至少需要将德国和法国纳入，这样才能形成足够对抗俄国意志的力量，但是很可惜，没有。
于是乎，苏联就成了一个四不像——表面上他宣称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然而其内里除了俄国的意志再也没有其他部分，苏联宪法给予每个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权力又为以后联盟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然后，就像我说的，苏联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成为了一个僭主国家 。
本来如果有其他文明纳入，能够对抗俄罗斯的意志，最高苏维埃说不定可以发挥其作用。可是问题是联盟建立在武力之上，其宣称的意识形态构建在联盟除了俄国之外无法继续在其他地方扩张之后完全变成了泡影，苏联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究竟是苏联人还是俄国人这一关键性问题。
然后，本身就建立在投机取巧和武装暴动、意识形态构建完全一塌糊涂的的苏联高层，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关键问题：苏联领导人，究竟应该如何产生？
这个问题列宁提出过，但随着联盟扩张的失败而失败了。联盟领导人由于缺乏合法的权力更迭机制，不得不陷入残酷的内斗，斯大林溺死后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争权夺势，上台的赫鲁晓夫一样被人政变赶下台，再后来苏联领导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发明了类似元老院的制度：那就是由一小撮已经上过台的苏共高层共同推选联盟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还有戈尔巴乔夫都是这么诞生的。可是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人政治，另一个就是我开头提出的：事务官问题。
由于这类僭主政权没有合法的领导人产生机制，整个国家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提拔不存在自下而上的选举，因此他们的领导人必须从掌握权力的政治老人所熟悉的人物中进行选拔。
这些人是谁呢？
就是长期在官僚系统中生存的事务官。也既在文字书写员、资料员、文书秘书中选拔领导人民的政治领袖。
这本来不是什么好选择，因为这些人一来长期从事文字秘书工作，思维和工作模式脱离政治运作实际。二者将政治领袖的选拔机制完全按照一个资料员或者打字员的评价标准去选择，既脱离人民，也荒唐至极。
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缺乏正常政治领袖选拔的国家之中唯一能做的。他们既不敢像封建帝王那样公然培养自己的子女登上大位，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民主选举选拔政治领袖，因此只能依赖于在长期服务于自己的、被自己所熟悉事务官中选拔政治领袖 ，而且他们除了事务官的评价指标，比如文稿处理、打字、会议安排之外，甚至没有一个能够为自己所用的选拔继承人(领导人)的标准。
因此，在长期的浸润下，一大批充满事务官思维模式的技术官僚，堂而皇之的成为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他们在成为领导人的同时，也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维和工作习惯带入了政治领袖角色。
那么是什么样的思维和工作习惯呢？
过于注重程序，以及不敢担责。
在事务官角色上，这是两个好习惯。事务官是行政机器的螺丝钉，万事重程序、重次序是第一位的，此外，事务官必须对上级做到绝对的服从，不能脱离上级擅自做出决定，这也是一个行政机器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可是问题在于：政治领袖的标准要求并不是这样的。
政治领袖的标准，第一是果断，敢于做出决定并迅速实施。第二是敢于承担责任，这样才能率领追随者团结一心取得胜利。
可是不说别的，看看西方国家的事务官，甚至我们国家体制内的行政人员，哪一个不是把推卸责任、万事只敢请示汇报不敢担责奉为圭臬的？
这样的人，能成为合格的政治领袖吗？
所以在苏联解体如此重大的关口，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惯性，导致大家都不敢担责，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振臂一呼，他们早就已经被体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