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从政、从法、从商来得权、得利、得财、得势，实际上反映的是市民阶层（或者说“市侩”）的愿望和追求，只不过在小红书上的“新三从四德”中以性别叙事的语言表达出来，试图以这种方式给赤裸的利己主义戴上“进步”的假面。
事实上，任何女性主义理论，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理论，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都不会把个人奋斗作为解决女性困境的手段。虽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在既定的资本主义宏观制度框架下争取权利，但是她们并没有认为女人只要发财升官就能够改变被压迫的处境。相反，她们强调通过立法使妇女权利得到国家认可，把女性群体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此，她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让社会意识到女性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兴起100多年后，小红书上的“新三从四德”却奉“个人奋斗”为圭臬，把“向上爬”当作女性赋权。真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真实写照。
“新三从四德”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普遍缺少对社会地位形成机制的认知，不了解究竟是什么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新三从四德”将货币财富、组织管理权力等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看作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个人及其行为选择的制约。然而，一切指向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都指出，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对于相对稀缺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因此，要改变受压迫者的处境，只能通过改变塑造人们生活的社会关系，循着现有阶梯向上攀登根本无济于事。
“新三从四德”被生产出来并受到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契合了小红书部分用户的欲望和焦虑。她们可能受过一定的教育，但面临性别歧视、阶层差距等多重焦虑。在这种背景下，“新三从四德”成为一种安慰剂。它以认同并顺应既定结构，努力成为“优秀玩家”来缓解阶层下跌焦虑；以“女性独立”包装过的争权夺利来缓解感受歧视却无能为力的焦虑。这种小市民观点看似追求自主，实则害怕动荡；它赞美独立，实则服从规则。
“从政、从法、从商，得权、得利、得财、得势”的口号如果出现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封建礼教依旧猖獗的1915年，或许尚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在2025年普通成功学皆已销声匿迹，“女性向成功学”又能借着性别叙事蹦跶几天呢？
大姐，时代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