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一句话观点，“我认为，我们始终无法原谅的，对中华民族、对祖辈、对父辈、对中国人民伤害最深的国家是1868年—1945年时期奉行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
现在开始正式回答这个问题：
在历史上，俄的的确确有很多次对中的重大伤害和利益争端，但在当代中国公众话语中，这些记忆的能见度远低于对日抗战记忆；与此同时，现实的国家利益（能源、贸易与战略制衡）、官方与平台的叙事管理、以及大众心理与算法放大共同促成了“许多人表态支持/理解俄罗斯，而公众更容易把‘谁伤害最大’问题指向日本”的现象。
我们可以按照简要时间线，温和的过一遍中俄（俄国/苏联）历史上的主要事件：
1、1689 — 《尼布楚条约》（Treaty of Nerchinsk）
要点：清朝与俄国首次以条约形式划界，俄国放弃了阿穆尔河以北的直接控制权，确立了两国早期边界框架，为日后边界变动奠定基础。
2、1858 — 《瑷珲条约》（Treaty of Aigun）
要点：清廷在外忧（鸦片战争）之下被迫与沙俄签约，俄国取得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东大片控制权，这一条约大幅改变东北版图，被后世视为不平等条约的重要一环。
3、1860 — 《北京条约》与海参崴（Vladivostok）实际割让与驱逐
要点：1860年清廷在北方战败与多国压力下，俄国在乌苏里江以东实际控制并经条约确认了海参崴等地。条约签订后，俄军对当地原先居住的中国居民进行了强制驱逐与财产占有，造成当地华人社区瓦解——海参崴的丧失长期影响中国东北的出海口与地缘战略。有关海参崴割让与随后的驱逐在中俄外交史与地方档案中均有记载。（从历史学方法上说，海参崴事件更像是带有流血的强制清场，而不是针对性屠杀）
4、1900（7月） — 海兰泡 / 布拉戈维申斯克大屠杀（Blagoveshchensk massacre）
要点：义和团期间，俄军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对居住在城内的中国平民实施驱逐并以机枪、船只等方式导致大量死者。学术与地方研究估计遇难者数以千计（常见估计区间约 5,000–7,000 人，但不同史料有差异）。这是中俄边境史上最严重的平民暴行之一。
5、1900 —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Sixty-Four Villages East of the River）
要点：位于黑龙江对岸的华人聚居区遭到俄军攻击、屠杀与驱逐。后续资料显示该地区大量居民死亡或被迫逃离，幸存者极少，区域随后被并入俄方实际控制。学界和档案对死亡人数估计存在差别，但一致认为伤亡惨重。
6、1904–1905 — 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
要点：帝国主义俄国与军国主义日本为争夺东北与朝鲜的势力范围爆发战争，战争结果改变了列强在东北的势力分配。战火期间东北民众遭受军队活动、征用与暴力，区域权属与影响力出现重新分配。
7、1929 — 中东路事件 / 中国东路铁路冲突（Sino–Soviet conflict, 1929）
要点：围绕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控制权，中方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苏军最终获得优势并维护铁路既有利益；沿线城镇和平民在冲突中遭受炮击与流离失所。史料与外交文件记录冲突的军事与民生后果。
8、1936–1938（斯大林时期） — 远东华侨的大规模驱逐、逮捕与清洗
要点：斯大林肃反与边疆政策导致苏联针对生活在远东（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周边）的华侨进行大规模逮捕、驱逐与遣返。研究与档案显示：1937–1938 年间约有万余名华人被逮捕或被迁出（具体数字在不同档案有差别），大量被送往劳改营或死亡，远东华人社区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9、1945（8月） — 苏联出兵满洲（Soviet invasion of Manchuria / “八月风暴”）与战后暴行记录
要点：苏联大举进入满洲，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北。战时与战后在占领区出现掠夺、治安混乱、强奸与对平民的暴力事件（包括对日本移民与中国民众）；这些事件在幸存者口述与战后研究中有大量记载，构成当地创伤史的一部分。
10、1949–1950 — 中苏同盟与随后的分歧（背景）
要点：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苏曾结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盟友；1950年代中苏合作密切（援助、技术、军事）；但边界争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差异逐渐加深，为后来的对峙与冲突埋下伏笔。
11、1960（1969）— 珍宝岛 / 达曼斯基（Zhenbao / Damansky）冲突与边境流血
要点：1969 年乌苏里江（中俄边界）爆发流血冲突，双方在边界多次交火，均有军人伤亡，官方与学术资料估计双方死伤数在数十至上百之间；当地渔民与边民在冲突期间也有遭遇枪击与失踪的报告。该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公开对抗阶段。
12、1970–1991 — 冷战末期的边界谈判、缓和与苏联解体
要点：随冷战演变与苏联内部变化，中苏/中俄在边界与外交上多次协商。1991 年苏联解体，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契机和边界问题的重启。
13、1991–2001 — 关系重建、边界协议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
要点：苏联解体后，中俄通过谈判解决多处边界争端，并在 2001 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进入官方框架下的长期合作时期。此阶段见证了历史争端在外交实践中的制度化处理。
14、2014 以后 — 俄被西方制裁、对华能源与经贸依赖上升
要点：克里米亚危机后，俄被西方制裁，转而加强与中国的能源与贸易联系。2014 年及之后签署的长期天然气合同、管道项目等，使得中俄在能源与经贸上联系加深，现实利益关系显著上升。
15、2019 起 — “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分阶段供气
要点：俄向中供气的跨境管道工程分阶段投产，2019 年开始试供，2020继续扩容，能源互赖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现实基础。
16、2022 起 — 俄乌战争，国际与国内舆论格局变动
要点：俄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其与西方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场合采取相对模糊的立场（或者说是中立立场）。国内媒体与社交平台上的关于俄乌的讨论呈多样化，但也受到平台治理与外交考量影响，公开可见的声音因此呈现出“理解俄/强调大国关系责任”等倾向，但是对于俄的负面评论明显受控。
根据时间线举例来说：
1、《瑷珲条约》（1858）与《北京条约》（1860）——不平等条约与领土割让
事实：在清朝内忧外患时，俄国通过军事与外交压力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外满大片土地的控制权，改变了东北边疆的掌控格局。历史学界与外交史文献普遍把这些条约视作不平等外交的一部分。
为什么被看作“伤害”：这些条约直接涉及到主权与领土，被后世视为“割地”的象征，进入民族主义叙事时会被解释为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对当代的影响：这类历史事实构成了民族主义记忆的素材，但相对于抗日记忆，它没有被持续制度化地教育和纪念（在大众媒体与校园记忆的可见度较低），因此影响更分散，需要专业史料才能系统获取。
2、苏联在满洲的军事行动（特别是1945年“八月风暴”）
事实：1945年苏联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迅速占领满洲并对战后东北权力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苏军行为在一些地方伴随掠夺、治安混乱与性暴力的报道（战时史料与地方史研究中有记载）。 为什么被看作“伤害”：战时遭遇的直接暴力、战后对此区域治理与人口安置的影响，都被部分受害者和地方史记忆所记录。 对当代的影响：此类记忆在东北局部具有存在感，但在全国层面的教科书化程度低于抗日事件，因此难以形成全国性持续愤怒。
3、中苏关系从紧密到破裂，再到边界冲突（1960，1969珍宝岛）
事实：最初中苏是意识形态盟友，但到1960年代发生严重分裂；1969年两国在边界的武装冲突（珍宝岛）甚至发生流血。官方与冷战档案均记载这一段激烈对抗。 为什么被看作“伤害”：这是主权争端与武装冲突，直接导致士兵伤亡与边境紧张。作为对抗史的一部分，它在学界与老一辈记忆中较为清晰。 对当代的影响：尽管是重大事件，但随后的谈判与1990年代后的边界划分（与苏解体后新边界确认）降低了长期地缘摩擦的紧迫性；同时新一代公众对这一历史的记忆度有限。
4、2022年俄乌战争及其后果（外交话语、舆论管理）
事实：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在国际场合保持所谓“中立/战略模糊”，但在内部与部分媒体呈现出的话语框架则更倾向于强调地缘博弈与西方责任；同时社媒平台对反俄或过度批评俄的言论有删除、降热等管理案例。 对公众态度的影响：在话语被管理的环境中，公开可见的民意容易偏向与主流话语一致的观点——这既不是完全的“自发支持”，也不是“忘记历史”，而是言论生态与审查制度塑造的结果。
由此，我们会发现——
“许多人对俄罗斯表现出理解或支持”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历史记忆的能见度差异、现实国家利益的即时算术、话语与信息生态的可见性选择、以及群体心理与精英信号的共同作用。换言之，是记忆、利益、叙事和心理四股力量互相叠加，最终在公众表达上呈现出“看起来支持俄罗斯、而把‘伤害最深’指向日本”的结构性现象。
一、历史事实与“记忆能见度”的分离
根据时间线的历史事实来说，从19世纪中叶起，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1858年）和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实从清朝手中获得、控制并影响了东北大片地区；二十世纪又有苏联在二战末期对满洲的出兵、战后处理以及后来的中苏关系破裂与珍宝岛（又称浑江/达曼斯基）1969年冲突，这些都是中俄之间的重大历史摩擦和伤害来源。历史证据可以查到条约条文与冲突记录。
但“记忆成为大众话语”的条件并非只看事件严重性，还看国家如何制度化记忆、教科书和纪念体系如何持续再生产。抗日战争相关的史实在中国的教科书、纪念馆、影视与集体教育中被长期制度化，使得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存在感”和“情绪动能”远高于中俄间某些历史事件。这样的记忆不只是史学问题，还是教育和文化政策塑造出来的公共记忆。
二、现实利益的即时算术常常压倒历史情绪
国家与民众在对外关系上的态度，很多时候会被眼前的“生活/安全”考量压倒历史情绪。近年来中俄之间有正式的战略条约与日益扩大的经济能源合作。两国在2001年签署并延续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近年又在高层外交中多次强调深化战略合作，2022年前后“无禁区/无上限”类表述也被广泛报道；能源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Power of Siberia）等大型项目让中国对俄能源在短期与中期出现了现实依赖性。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稳定的能源、贸易和国家安全往往比过去的历史伤害更“实在”。这些事实在新闻与官方文件中均可查证。
因此许多人在面对“俄对华历史伤害”的讨论时，会本能地产生“那是历史，但现在和未来更重要的是能源、边界稳定和对美欧的战略平衡”的算术判断。这并非所有人都冷漠历史，而是利益上的优先级不同。简单说，对俄态度是，不要总是纠结于历史问题，要向前看。
三、话语生态：谁能说、谁被看见，决定了公共判断的方向
在中国语境内，国家媒体、社交平台与监管规则一起构成了“可见话语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官方媒体与主流舆论框架里出现了对俄方叙事的较大重复，同时官方与平台也发布过“降温”或“控制高温话题”的指引，社交平台上批评俄罗斯、或者过分同情乌克兰的声音常常被删除或难以长期存在。换言之，普通网民在“可安全表达”的范围内互动，长期可见的评论样本自然会偏向理解或支持俄方。
再加上俄罗斯自身及其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信息行动，在线上叙事生态中会形成“亲俄论述”扩散的放大器。在这种被过滤并放大的信息环境中，“支持俄罗斯”往往成为一种可见、可被重复的公共表态。
四、集体心理、认知捷径与“敌人的敌人”逻辑
个人与群体判断往往不是冷冰冰的逻辑推导，而依赖记忆的可得性与身份保护机制。可得性启发告诉我们，人们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经常被呈现、情绪上强烈的事件上。政治认同保护则会使人们在面临价值冲突时，选择与其群体认同一致的解释和叙事。（这也就是“立场与事实”的问题，关于这方面我在《为什么有人抛开事实不谈，只谈立场？》中给出过回答）
因为反日记忆长期高频出现，公众更容易把“最深的伤害”话题投射到日本；同时在对外政策/话语上倾向与官方或群体保持一致，从而更容易出现“支持俄罗斯”的表述。
在现实中，这表现为两类人群：一类是出于反西方或地缘政治反制考虑，主动把俄罗斯视作对抗西方的“战略伙伴”；另一类则是因为在言论生态中“批评俄罗斯不安全”，于是选择对俄保持沉默甚至转向其他“合法的愤怒对象”（如日本），以满足情绪宣泄的需求。
五、为什么“把伤害最深指向日本”更容易成为公共话题？
这既有制度化记忆的原因，也有政治便利性的原因。制度化记忆方面，中国建立了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纪念体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教科书对抗战史的长期呈现，以及国家级纪念日，都把对日记忆常态化，从小培养集体记忆。抗日史在中国教育中被高频重复，从而成为公众情绪的“正当宣泄口”。
政治便利性方面，公开指责日本不会直接冲撞当前国家的外交需要或战略伙伴选择。而公开指责俄罗斯，尤其在中俄关系提升、两国战略互信加深的语境下，可能触及外交敏感线或被视为“不合时宜”。因此普通网民和媒体在“可以安全发声”的规则下，往往更倾向将“最深的历史伤害”话题转移到对国家有长期制度化控诉的对象上。
六、社交媒体与算法如何放大极化表现
平台算法倾向推送点击率高、情绪性强的内容，民族主义表述常常激发大量互动，从而被算法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平台的治理（如关键词屏蔽、热词下架、账号处罚）会选择性地影响哪些观点能存活。结果是：情绪性强、但“符合法规/叙事”的对日批评更容易被看到，而对俄的批评常被稀释、下架或自检，从而塑造出“很多人都支持俄”的错觉。相关新闻与调查多次报道了社媒在这一议题上的治理动作与效果。
七、 精英信号与国家层面的“话术”影响下的民意领向
国家级外交立场、领导人话语以及官方媒体的表态，都会向公众发出“应该如何看待”的暗示。中俄间的条约、官方互访与高层通话，都被解读为两国关系稳固的信号。普通民众在解读国际事件时，往往会参考这些精英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言论预期与政治立场。比如近年来的高层互动、战略性宣言与能源协议，都显著改变了舆论“可说与不能说”的边界。
八、把这些层面合在一起看：一幅动态的图景
把上面的因素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
1、历史上确有俄对中的“伤害”，但相关记忆在民众日常中不如抗日记忆被制度化与常态化呈现。
2、现实国家利益（能源、贸易、战略平衡）让很多人把“现实利益优先”放在了情绪宣泄之上。
3、官方话语与平台治理塑造了一个“可见的舆论场”，在这个场里亲俄或理解俄的表述更容易被看见，而反俄声音常被压制或边缘化。
4、心理机制（可得性、群体认同）和算法化社媒放大情绪，使得公众在选择表达对象时更可能集中在“被制度化记忆的敌人”（日本）上，而非历史上同样重要但能见度低的对象（俄）。
九、在看看近两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可见性”和舆论情况
自2022年起，社媒上关于俄乌战争的讨论呈现三类并存的态度——
支持/理解俄罗斯（认为这是对抗西方或北约扩张）
同情乌克兰（反战与人道主义立场）
大量的“中立/信息型”讨论（关注事实、战况）
不同平台（微博、抖音/短视频、微信、知乎、豆瓣等等）不同平台声音/声量完全不同，比如抖音几乎都是打鸡血式的支持俄与打鸡血式的批评俄；微信公众号则是趁机打着正能量的幌子发布各种不实信息等等吧。
而叙事主要来自三类主体：官方媒体/外交话语、民间意见领袖与国家认同群体、以及外部信息行动（包括俄罗斯国际宣传与中方的亲俄叙事传播网络）。
十、最后
在中国，情绪性强、民族主义倾向的内容更容易获得互动，从而被算法推送，形成进一步放大。
相对理性、求证性的内容则互动较少，传播速度慢；平台治理的混合（人工+自动）又会选择性地下架某些批评性言论，形成表面上的“意见一致性”。
不管是俄还是日，他们都曾在我们曾经的土地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血腥印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那铁蹄践踏过的海参崴、被鲜血浸染的黑龙江畔，无一不见证着俄的残暴；那炮火轰鸣下的南京城，那被铁与火焚烧的满洲大地，无不铭刻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狠。历史的洪流中，祖辈父辈身上遍布他们残酷的脚印，他们用皮鞭鞭挞我们先辈的血肉与灵魂，撕裂了家园，压弯了民族的脊梁。作为男人，我们必须铭记国耻，同样，作为男人，我们更要搞清楚，谁才是敌人。